从历史中读懂“责任”
——央视崔永元谈如何爱国
8月31日，20集专题片《我和我的祖国》在央视一套隆重推出。这部专题片以第一人称作为讲述的视角，生动呈现出一个真实、温情、与个体息息相关的中国，盛放每一颗中国心。日前，记者专访了专题片的总策划崔永元。
关于爱国
记者：从三年前开展的“我的长征”到如今策划的“我的祖国”，您在梳理历史时，似乎特别关注个体的内心表达。
崔永元：因为历史总是由个体汇聚而成的，从个体探入，往往能够抵达心灵，也就更容易抵达历史。什么叫爱祖国？就是一个人能踏踏实实地为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干一些实事。这就是最真实的爱国。
我们的第一代外交官，当时他们连吃西餐、递交国书都不会，连护照都没有，就拿着介绍信出国；我国生产第一辆汽车时，为了打出汽车的外形，几十个工人拿着橡皮锤子手工敲出来；为了展开第一次大规模地质勘探，任弼时的侄子任湘当时是纺织厂厂长，因为祖国需要地质学家，他就去前苏联学地质勘探，那是真的从零开始，就是他们那一代地质人，为新中国找到许多矿藏。
记者：都是历史的细节。
崔永元：最打动我的正是那些最细小的地方。新中国刚刚建立时，一批科学家从海外归来，他们在船上得知国旗是五星红旗，但谁也没见过，他们就拿着纸笔自己画，画自己想像中的五星红旗，画出来各不一样。直到船靠上码头，他们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五星红旗，那一刻的激动，就是爱国。这部片子中传递的很多精神内涵，都是现在这个社会最缺乏的，都是现代人最缺乏的。
记者：历史是一面镜子。
崔永元：这面镜子，对我们今天如何真正有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就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其实爱国就是每个人多做体面的事，整个国家就体面了。
关于责任
记者：那一辈人的热爱，是很自觉的。
崔永元：我们采访任湘的时候得知，他的大女儿在他全力勘探时患了重病，但他手里的工作一刻也停不下来，最后女儿就死在他的怀里。现在再讲起这段经历，他连眼泪都没有了。
记者：他是“中国地热之父”，但他也是女儿的父亲。在现在一些年轻人看来，这样的父亲只顾工作，不顾女儿。
崔永元：可以有点不理解，但应当心存敬意。虽然现在不再提倡“大公无私”，但是“大公”还是要的，现代人既要讲私人利益，又要有公共立场。现在我们对孩子的培养，“有私”方面不遗余力。家长都在教孩子怎么保护自己，怎么别吃亏，怎么得好处。但往往忽略了，教会孩子给别人笑脸，帮助别人，就会带来整个社会环境的宽容，这种教育也很重要。一个社会的制度、道德体系，一定应该是良性循环的，恶性循环的话，没有人能得到好处。
记者：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责任。
崔永元：“责任”这两个字，正是这部片子想要传达的。责任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不过遗憾的是，责任这两个字已经快失传了，起码是不时髦了。
我们有一集叫《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生，他们身上特别有责任感，后来都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栋梁。节目组的三位年轻记者采访他们时，很多问题问不下去。他们总爱问人家，你们当时遇到过什么困难吗？你们是不是缺乏经费？那一代人却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工作正是克服一个困难，再面对下一个困难。这跟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有些人可能克服了一个困难后就一马平川了。甚至像我女儿这代人，生下来以后就没遇到过什么困难。
那群“八九点钟的太阳”遇到过什么困难？他们到前苏联留学，从第一天开始，老师讲课就是用俄语，可那时候他们中没人懂俄语。有一位留学生说，他们刚到那儿连菜谱都看不懂，第一顿吃饭时点前三个，结果都是汤。第二顿就点后三个，结果全是饮料。连着两顿都吃不上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了留学生涯。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努力学习，而且还学成了。我们很难用今天的经验来描述他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吃了多少苦，才终于完成学业。他们不是为自己而学，不是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学，是为责任而学。
记者：为了对国家的责任。
崔永元：有时候我内心会非常焦虑，当责任成了一个中性词，甚至成了贬义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其实，一个人对别人不负责任就意味着对自己不负责任，对自己、对别人都不负责任，就意味着对国家不负责任，那你还能要求谁对你负责任？
关于快乐
记者：当年轻记者们与老一辈对话时，已经在传承“责任”的理念了。
崔永元：对！采访了我国建造核潜艇的总工程师，我们的“80后”首席记者刘宇回来以后掉眼泪了，她是真的受到了触动。听这些年轻人讲采访经历，我感觉到那一代人身上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特别快乐，尤其享受工作的快乐。我采访过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梁军，据说老版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的原型就是她。她就特别快乐。她说当时派她去学开拖拉机，她特别自豪，“农场里这么多女人，就选我去，你想想。”她讲起自己学开拖拉机时，砸开冰河，取冰水来喝，吃冻得比手榴弹还硬的大饼，她觉得这些都是笑料，根本没觉得苦。在今天这个社会，这样的快乐观尤其值得提倡。我们很现实地说，现在大部分人的工作都在当饭碗用，希望拿它换来收益，养家糊口。这个一点错误都没有，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思考一下，这种喜欢能不能像梁军开拖拉机那么纯粹。
记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如今人们对成功的误解，以及对工作的功利化取向。
崔永元：功利化的“成功”，对社会、对国家、对未来带来的是损害。而我们从前辈人身上看到的，是对工作发自内心的喜欢，这种喜欢、这种快乐恰恰是现在许多“成功人士”内心所缺乏的。所以我想，一个国家里，有这么多行业，这么多岗位，如果每个岗位都有喜欢它的人来做，做得踏踏实实，做得快乐，这就意味着国家强大。
（摘自《解放日报》吕林荫/文 2009年9月4日）
关于爱国
记者：从三年前开展的“我的长征”到如今策划的“我的祖国”，您在梳理历史时，似乎特别关注个体的内心表达。
崔永元：因为历史总是由个体汇聚而成的，从个体探入，往往能够抵达心灵，也就更容易抵达历史。什么叫爱祖国？就是一个人能踏踏实实地为这块土地、为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干一些实事。这就是最真实的爱国。
我们的第一代外交官，当时他们连吃西餐、递交国书都不会，连护照都没有，就拿着介绍信出国；我国生产第一辆汽车时，为了打出汽车的外形，几十个工人拿着橡皮锤子手工敲出来；为了展开第一次大规模地质勘探，任弼时的侄子任湘当时是纺织厂厂长，因为祖国需要地质学家，他就去前苏联学地质勘探，那是真的从零开始，就是他们那一代地质人，为新中国找到许多矿藏。
记者：都是历史的细节。
崔永元：最打动我的正是那些最细小的地方。新中国刚刚建立时，一批科学家从海外归来，他们在船上得知国旗是五星红旗，但谁也没见过，他们就拿着纸笔自己画，画自己想像中的五星红旗，画出来各不一样。直到船靠上码头，他们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五星红旗，那一刻的激动，就是爱国。这部片子中传递的很多精神内涵，都是现在这个社会最缺乏的，都是现代人最缺乏的。
记者：历史是一面镜子。
崔永元：这面镜子，对我们今天如何真正有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就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其实爱国就是每个人多做体面的事，整个国家就体面了。
关于责任
记者：那一辈人的热爱，是很自觉的。
崔永元：我们采访任湘的时候得知，他的大女儿在他全力勘探时患了重病，但他手里的工作一刻也停不下来，最后女儿就死在他的怀里。现在再讲起这段经历，他连眼泪都没有了。
记者：他是“中国地热之父”，但他也是女儿的父亲。在现在一些年轻人看来，这样的父亲只顾工作，不顾女儿。
崔永元：可以有点不理解，但应当心存敬意。虽然现在不再提倡“大公无私”，但是“大公”还是要的，现代人既要讲私人利益，又要有公共立场。现在我们对孩子的培养，“有私”方面不遗余力。家长都在教孩子怎么保护自己，怎么别吃亏，怎么得好处。但往往忽略了，教会孩子给别人笑脸，帮助别人，就会带来整个社会环境的宽容，这种教育也很重要。一个社会的制度、道德体系，一定应该是良性循环的，恶性循环的话，没有人能得到好处。
记者：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责任。
崔永元：“责任”这两个字，正是这部片子想要传达的。责任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不过遗憾的是，责任这两个字已经快失传了，起码是不时髦了。
我们有一集叫《八九点钟的太阳》，采访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生，他们身上特别有责任感，后来都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栋梁。节目组的三位年轻记者采访他们时，很多问题问不下去。他们总爱问人家，你们当时遇到过什么困难吗？你们是不是缺乏经费？那一代人却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工作正是克服一个困难，再面对下一个困难。这跟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有些人可能克服了一个困难后就一马平川了。甚至像我女儿这代人，生下来以后就没遇到过什么困难。
那群“八九点钟的太阳”遇到过什么困难？他们到前苏联留学，从第一天开始，老师讲课就是用俄语，可那时候他们中没人懂俄语。有一位留学生说，他们刚到那儿连菜谱都看不懂，第一顿吃饭时点前三个，结果都是汤。第二顿就点后三个，结果全是饮料。连着两顿都吃不上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了留学生涯。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努力学习，而且还学成了。我们很难用今天的经验来描述他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吃了多少苦，才终于完成学业。他们不是为自己而学，不是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学，是为责任而学。
记者：为了对国家的责任。
崔永元：有时候我内心会非常焦虑，当责任成了一个中性词，甚至成了贬义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其实，一个人对别人不负责任就意味着对自己不负责任，对自己、对别人都不负责任，就意味着对国家不负责任，那你还能要求谁对你负责任？
关于快乐
记者：当年轻记者们与老一辈对话时，已经在传承“责任”的理念了。
崔永元：对！采访了我国建造核潜艇的总工程师，我们的“80后”首席记者刘宇回来以后掉眼泪了，她是真的受到了触动。听这些年轻人讲采访经历，我感觉到那一代人身上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特别快乐，尤其享受工作的快乐。我采访过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梁军，据说老版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的原型就是她。她就特别快乐。她说当时派她去学开拖拉机，她特别自豪，“农场里这么多女人，就选我去，你想想。”她讲起自己学开拖拉机时，砸开冰河，取冰水来喝，吃冻得比手榴弹还硬的大饼，她觉得这些都是笑料，根本没觉得苦。在今天这个社会，这样的快乐观尤其值得提倡。我们很现实地说，现在大部分人的工作都在当饭碗用，希望拿它换来收益，养家糊口。这个一点错误都没有，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思考一下，这种喜欢能不能像梁军开拖拉机那么纯粹。
记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如今人们对成功的误解，以及对工作的功利化取向。
崔永元：功利化的“成功”，对社会、对国家、对未来带来的是损害。而我们从前辈人身上看到的，是对工作发自内心的喜欢，这种喜欢、这种快乐恰恰是现在许多“成功人士”内心所缺乏的。所以我想，一个国家里，有这么多行业，这么多岗位，如果每个岗位都有喜欢它的人来做，做得踏踏实实，做得快乐，这就意味着国家强大。
（摘自《解放日报》吕林荫/文 2009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