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程益新 本报记者 袁 卫
　　林业“三定”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早早开展的林业“三定”工作让我省林权制度改革有了很好的基础，走在了全国前列。作为全国第一批开展林业“三定”工作的省份，浙江早在1981年就将“分田到户”翻版到集体林区，实行“均山到户”，要求林业“三定”，即稳定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说起当时的经历，省林业厅原厅长王宪恩至今仍记忆犹新。
偷树：权属起纠纷
“我省集体林权制度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在林业‘三定’之前，我省林农历经了分林到户、山林入社、山林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三次变革。”82岁高龄的王宪恩记性很好，“山林分分合合，林权、自留山面积、生产责任等都非常不明确，导致山林纠纷极多。”
　　王宪恩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个野坑山纠纷案，可以说是当时山林纠纷的典型。野坑山地处永嘉县柴皮村和青田县平溪村交界处，面积1400亩，林木蓄积量约为5000立方米。由于种种原因，这片山林的权属一直不明，柴皮村和平溪村为了山上的林木归属，矛盾冲突一直不断。一次，柴皮村的一位村民上山砍柴，平溪村村民以为他是去偷树的，便一路追赶。结果在冲突中，柴皮村的村民意外落水死亡。从此，两村积怨日深，村民之间彻底断绝了往来，“连走亲戚都要晚上才敢去。”这起纠纷直到2008年才得到妥善解决。
　　王宪恩说，上世纪70年代末，林农开始恢复生产，山林变得值钱起来，在没有正式确认山林划分界限的情况下，山林纠纷比比皆是，甚至经常发生人员伤亡事件。为此，我国于1981年启动的以林业“三定”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得到了林农的欢迎。1981年4月，我省首先在建德试点，在当年5月份召开林业工作座谈会后，开始在面上铺开，安吉、临安、龙泉等地都有不错的效果。
砍树：政策受质疑
林业“三定”稳定了林权，划定了自留山，确定了林业生产责任，大大减少了山林纠纷。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由于当时多数山区农户尚处于温饱阶段，同时在经历了20来年的集体化后，林农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性抱有怀疑,对林业长期开发的预期也不乐观，很多人抱着“不得白不得，多得不如现得”的心理，对责任山进行大规模采伐，致使林木蓄积量锐减。
（下转第2版）
（上接第1版） 统计数据显示，林业“三定”实行以后，全国集体林区蓄积量在300万立方米的林业重点市，由20世纪50年代的158个减到不足100个，能提供商品材的县由297个减到172个；我国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1984-1988年)结果也显示，南方集体林区活立木总蓄积量减少了18558.68万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减少15942.46万立方米。
　　一方面是林农只顾眼前利益，乱砍滥伐；另一方面，林农来自山林的收入却很少。王宪恩至今还记得，开化苏庄镇的一位老太太，背着一根碗口大的木头，走了整整一天，来到位于华埠镇上的木材收购站，卖的钱却只够吃一碗面条。“当时木材的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而林农还要交纳农林特产税、零售营业税、林区建设管理费、规尺费等数十种税费，加起来占到木材销售价的一半以上。”
　　林农收入起色不大，林木蓄积量却急剧下降，林业“三定”开展没有多久，就受到了各方的质疑。“大家都很着急，想方设法地完善。”王宪恩说，“一方面我们根据新形势，加强了对责任山的管理和木材采伐工作，另一方面我们每年都会召开座谈会处理新出现的问题，根据群众的意愿在制度上予以完善。”截至1985年，我省95%以上林地完成了林业“三定”工作。
种树：荒山变绿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省林业“三定”工作得到不断完善和推广。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宣布取消木材统购，开放木材市场，实行议购议销。木材价格迅速从统购统销时期的每立方米37元上升到300-400元。在良好的效益面前，林农造林积极性高涨，我省各地涌现了2000多位林业大户，磐安县一些农民甚至变卖了房子来造林。
　　1987年到1989年，我省继续深入开展完善工作，解决林业“三定”的遗留问题，最终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林业双层经营体制。这以后，以林业“三定”为核心的林权制度改革在浙江不断深化，新的林地资源逐一盘活，林农生产积极性高涨。2006年我省制定出台了《浙江省森林、林木和林地流转办法》后，22个县（市）建立了森林资源流转平台，促进了林业规模发展。
　　到2008年，全省林木、林地流转面积已达305万亩，林权抵押贷款接近2亿元，建立林业专业合作社836家，受益农户10余万户。而从2008年起，林业上所征收的育林基金、更新改造资金已全额返还给林业生产经营者，使浙江农民在全国率先实现了零税赋。
　　“林业‘三定’工作在我省林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宪恩说，目前，我省森林覆盖率、林业总产值和林农收入均居全国前列，这与我省率先进行的林业“三定”工作和几代林业人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