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人们普遍吃不饱，营养不良，导致浮肿。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初，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为《十二条》）。这是中共中央针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开始纠正“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了很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迅速扭转形势，周恩来总理提出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1万名干部下放到灾区基层。与此同时，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的“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写了两条重要批语。批示的全文如下：
总理：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以上请你酌定。
毛泽东十五日晨
　　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又及
　　这两条批语，说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经认识到了全国农村问题日趋严重，决心尽快扭转形势。
　　为了切实保证这批下放干部的质量，经过组织部门再一次慎重筛选，最后落实为9600余人，其中国务院直属机关和人大常委机关为135人（17级以上的干部占40％），新华社下放人员共有120多人，商业部下放人员为100多人。下放干部名单确定之后，开始集训学习，学习的重点是《十二条》。
　　从1960年11月25日到12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陈毅，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七位中央领导，先后为全体下放干部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七场报告，并对下放干部提出要求：“你们这次下去，不是去当官做老爷，不是去享受，而是代表党中央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同人民群众共患难。”
　　12月8日，周恩来总理给下放干部作最后一场报告。在分析问题的原因时，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除了讲到自然灾害、缺乏经验外，着重讲了主观存在的缺点错误：一是“部分政策本身有问题”，所以要不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改和制定新的政策；此外，执行政策的问题，“我们有许多政策没有贯彻到底”。二是作风不好。除了“五风”严重外，在作风方面还有不少地方出现“五气”（即：暮气、官气、骄气、娇气、阔气），都要反对。三是组织不纯。
　　1960年12月下旬，下放干部纷纷奔向全国各地的农村灾区。下放干部深入社队后，按照中央《十二条》精神，帮助地方开展救灾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保人”。“保人”最关键的是解决粮食问题。
　　下放干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社队开展整风整社。万名干部下到各省后，参加省、地、县、公社的各级干部大会，在会上同各级干部揭批“五风”，听取他们的层层检讨，然后又深入到基层社队和农民群众中进行实地调查，听取群众的意见与呼声。
　　到196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了2％以上，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局面，许多地方的家畜家禽数量开始上升，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中央规定，这次下放农村和其他基层的干部，一般要下放三年，少数编内下放的干部，原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采取轮换的办法。到1962年，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及帮助基层社队整风整社与生产救灾任务的基本完成，再加上原单位工作上的需要，万名下放干部1962年后大都陆续回到了北京，只有少数因在当地结婚成家、地方工作需要等原因而留了下来，没能回到北京。
（摘自 《党史博采》 2009年第2期 王永华/文）
史海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