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明节即将来临，人们祭奠逝去的亲人时，本报刊发书摘，以唤起世人勿忘二战时期被日军奴役而又被残害致死的女性。
历史不会忘记
《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李晓方 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关于二战期间日军从军慰安妇制度67位受害幸存者的血泪历史。全书记录了中国目前被发现的几乎所有幸存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以及韩国、朝鲜的部分受害幸存者，其中有多位受害者是首次公开自己的经历。受害者400幅照片及10余万字的鲜为人知的血泪经历，使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二战时期日军的罪恶和受害妇女的悲惨命运。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详细记录幸存慰安妇最多的画册，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记录多国幸存慰安妇的画册。
慰安妇，一个伴随着日军侵略战争出现的听起来似乎有点温情和浪漫的新词语，实际是二战中流尽血泪的女性团体，被日本侵略军如狼似虎般吞噬了的一群羔羊。日军把她们作为一种军需品，供他们发泄。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40万的慰安妇被日军蹂躏，其中大部分因日军肆意地摧残和杀戮而死亡，仅在我国，日军就强征慰安妇达20万以上。从2005年开始，作者历时3年，寻访到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老人，使那被掩盖了60多年的残暴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雷桂英：南京慰安妇唯一活着的证人悄然离世
雷桂英，生于1928年，2007年4月去世，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人。
[自述] 7岁那年，我爸生病去世了，我妈被邻村的一个光棍抢去做老婆，我便成了孤儿。从此我白天在街头讨饭，晚上就跑到猪窝里睡觉。12岁的一天，我饿得走不动了，一个老奶奶指着一个院子说那里可吃饱饭，于是我进去了。在里面，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饭，擦擦嘴想走时被两个日本人拦住了。开始我给老板山本带小孩，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日本人开的“窑子”。一天，一个指挥刀拖到脚后跟、穿着高筒靴的日本军人和一个姑娘睡完觉后，老板叫我喊那个姑娘吃饭，等我走到那姑娘身边，发现她已死了。还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一个15岁的姑娘被三个日本兵强暴死。14岁的一天，我正在干活，那个指挥刀拖到脚后跟，把中国姑娘糟蹋死的日本军官又来了，让我陪他睡觉，我坚决不从。那军官就用刀鞘打我的头，我的头被打了一个洞，血流不止，日本军官又把我拖到街上，毒打我，还用指挥刀在我的左大腿上刺了三刀，我痛得昏了过去，最后我还是被他强暴了……
从此，我便沦为性奴。我知道如果不想办法逃出去，迟早要被糟蹋死。于是一天我趁上茅厕的机会逃了出来，至此，我已被日本鬼子糟蹋一年多了。
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中国女性
万爱花，生于1929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人。4岁时被人贩子卖到了山西盂县羊泉村做童养媳。
［自述］ 1943年，我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在村里任妇女救护会主任和副村长。6月7日那天，驻扎在进圭的日军扫荡羊泉村，将我和另外4个姑娘作为战利品带到了进圭炮楼。那年我才15岁。由于叛徒的告密，我的党员身份暴露。白天，日军将我吊在树下拷打，逼问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将我关在窑洞里轮奸，稍有反抗就被拳打脚踢。在被关押、糟蹋了21天后，我逃回了羊泉村。
1943年8月18日，我再次被抓走，被迫充当了日军的性奴隶。之后，我又一次逃脱。但我的命真苦，第三次又被日本人抓进了进圭据点。先是轮奸，后是打耳光、压杠子、坐老虎凳，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四个大汉把两根扁担放在我两个肩膀上，一人各抱着扁担的一头，两脚离地往下压。我当时感到像有座山压下来，浑身被压碎了一样，顿时昏死了过去……
1944年1月28日，日本兵见我三天都没醒过来，以为死了，就扒光我的衣服，像死牲口一样把我扔进了河里，幸好被一位好心的老人救起，但我已气若游丝……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年，为了躲鬼子的抓捕，我身体还没恢复就从盂县逃到了阳曲，又从阳曲逃到了太原，过着流浪的生活，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就没了月经，失去了生育能力。
陈连村：被强暴昏迷了三天
陈连村：黎族，生于1926年，海南保亭县加茂镇毛立村人。
［自述］ 13岁时的一天，我正在村边放牛，突然三个日本兵端着枪怪叫着冲过来，把我拖到一间茅屋里。我拼命地反抗，但无济于事，我被日本兵糟蹋了。等我醒来后，已经躺在了家里，母亲哭着告诉我，我已经昏迷了三天了。
然而，我的苦命还没有结束。到我16岁的时候，日本兵又来到了我们村庄，强行把我抓到保亭县加茂据点里，编入“后勤服务队”。这个“服务队”白天为日本兵干洗衣做饭的杂活，晚上被强迫给日本兵提供性服务。
此后，我每天都要遭到至少十几个日本兵的强暴。每次我都拼命地反抗，但换来的都是日本兵更残暴的毒打和折磨。有一天，我趁是日本兵不注意逃回了家，还没来得及躲起来，就被赶来的日本兵抓了回去。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我才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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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方，1971年生，籍贯安徽省来安县，1989年3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新闻干事、指导员。现任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干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哈尔滨社会科学院和湖南文理学院特聘研究员。自1995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侵华日军罪行的调查研究。著有大型纪实画册《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本世纪初，又开始自费深入调查研究二战时期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的罪行。先后到中国的北京、黑龙江、山西、南京、上海、浙江、武汉、海南等地及韩国寻访到70余位幸存慰安妇。
这是一部关于二战期间日军从军慰安妇制度67位受害幸存者的血泪历史。全书记录了中国目前被发现的几乎所有幸存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以及韩国、朝鲜的部分受害幸存者，其中有多位受害者是首次公开自己的经历。受害者400幅照片及10余万字的鲜为人知的血泪经历，使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二战时期日军的罪恶和受害妇女的悲惨命运。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详细记录幸存慰安妇最多的画册，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记录多国幸存慰安妇的画册。
慰安妇，一个伴随着日军侵略战争出现的听起来似乎有点温情和浪漫的新词语，实际是二战中流尽血泪的女性团体，被日本侵略军如狼似虎般吞噬了的一群羔羊。日军把她们作为一种军需品，供他们发泄。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40万的慰安妇被日军蹂躏，其中大部分因日军肆意地摧残和杀戮而死亡，仅在我国，日军就强征慰安妇达20万以上。从2005年开始，作者历时3年，寻访到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老人，使那被掩盖了60多年的残暴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雷桂英：南京慰安妇唯一活着的证人悄然离世
雷桂英，生于1928年，2007年4月去世，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人。
[自述] 7岁那年，我爸生病去世了，我妈被邻村的一个光棍抢去做老婆，我便成了孤儿。从此我白天在街头讨饭，晚上就跑到猪窝里睡觉。12岁的一天，我饿得走不动了，一个老奶奶指着一个院子说那里可吃饱饭，于是我进去了。在里面，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饭，擦擦嘴想走时被两个日本人拦住了。开始我给老板山本带小孩，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日本人开的“窑子”。一天，一个指挥刀拖到脚后跟、穿着高筒靴的日本军人和一个姑娘睡完觉后，老板叫我喊那个姑娘吃饭，等我走到那姑娘身边，发现她已死了。还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一个15岁的姑娘被三个日本兵强暴死。14岁的一天，我正在干活，那个指挥刀拖到脚后跟，把中国姑娘糟蹋死的日本军官又来了，让我陪他睡觉，我坚决不从。那军官就用刀鞘打我的头，我的头被打了一个洞，血流不止，日本军官又把我拖到街上，毒打我，还用指挥刀在我的左大腿上刺了三刀，我痛得昏了过去，最后我还是被他强暴了……
从此，我便沦为性奴。我知道如果不想办法逃出去，迟早要被糟蹋死。于是一天我趁上茅厕的机会逃了出来，至此，我已被日本鬼子糟蹋一年多了。
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中国女性
万爱花，生于1929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人。4岁时被人贩子卖到了山西盂县羊泉村做童养媳。
［自述］ 1943年，我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在村里任妇女救护会主任和副村长。6月7日那天，驻扎在进圭的日军扫荡羊泉村，将我和另外4个姑娘作为战利品带到了进圭炮楼。那年我才15岁。由于叛徒的告密，我的党员身份暴露。白天，日军将我吊在树下拷打，逼问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将我关在窑洞里轮奸，稍有反抗就被拳打脚踢。在被关押、糟蹋了21天后，我逃回了羊泉村。
1943年8月18日，我再次被抓走，被迫充当了日军的性奴隶。之后，我又一次逃脱。但我的命真苦，第三次又被日本人抓进了进圭据点。先是轮奸，后是打耳光、压杠子、坐老虎凳，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四个大汉把两根扁担放在我两个肩膀上，一人各抱着扁担的一头，两脚离地往下压。我当时感到像有座山压下来，浑身被压碎了一样，顿时昏死了过去……
1944年1月28日，日本兵见我三天都没醒过来，以为死了，就扒光我的衣服，像死牲口一样把我扔进了河里，幸好被一位好心的老人救起，但我已气若游丝……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年，为了躲鬼子的抓捕，我身体还没恢复就从盂县逃到了阳曲，又从阳曲逃到了太原，过着流浪的生活，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就没了月经，失去了生育能力。
陈连村：被强暴昏迷了三天
陈连村：黎族，生于1926年，海南保亭县加茂镇毛立村人。
［自述］ 13岁时的一天，我正在村边放牛，突然三个日本兵端着枪怪叫着冲过来，把我拖到一间茅屋里。我拼命地反抗，但无济于事，我被日本兵糟蹋了。等我醒来后，已经躺在了家里，母亲哭着告诉我，我已经昏迷了三天了。
然而，我的苦命还没有结束。到我16岁的时候，日本兵又来到了我们村庄，强行把我抓到保亭县加茂据点里，编入“后勤服务队”。这个“服务队”白天为日本兵干洗衣做饭的杂活，晚上被强迫给日本兵提供性服务。
此后，我每天都要遭到至少十几个日本兵的强暴。每次我都拼命地反抗，但换来的都是日本兵更残暴的毒打和折磨。有一天，我趁是日本兵不注意逃回了家，还没来得及躲起来，就被赶来的日本兵抓了回去。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我才回到了家。
链接：
作者简介
李晓方，1971年生，籍贯安徽省来安县，1989年3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新闻干事、指导员。现任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干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哈尔滨社会科学院和湖南文理学院特聘研究员。自1995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侵华日军罪行的调查研究。著有大型纪实画册《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本世纪初，又开始自费深入调查研究二战时期日军实施的慰安妇制度的罪行。先后到中国的北京、黑龙江、山西、南京、上海、浙江、武汉、海南等地及韩国寻访到70余位幸存慰安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