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售假商人的自我救赎
2月16日下午，刘曼套上件夹克衫，把一箱“湾仔码头”牌手工水饺挟在胳膊底下，向国家工商总局出发。
出门时，怀孕7个月的妻子在身后，他没回头，只扔下一句，“放心吧，没事。”可当他站在国家工商总局的灰色台阶前，脚步变得有点迟疑，嘴唇也有些哆嗦。
门卫拦住了他。“我来自首。”他的声音含混不清。在大门一侧的上访接待办公大厅里，满屋子人都用奇怪的眼神望着，这个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我来自首，检举自己和他人制作、销售假冒伪劣的水饺和冰棍。”
“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
在接待室里，刘曼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装着几袋伪造的“湾仔码头”水饺，猪肉韭菜馅儿。还有一份沾满油灰的通讯录和两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刘曼的生活轨迹。
第一笔数字出现在2006年年底，梦想寄托在小小的冰棍上。这一年，一无所有的湖南人刘曼在北京混迹了4年后，开始替一家郊区冰棍厂销售“大红果”冰棍。
赚的都是辛苦钱，他从工厂里批发，再出售给北京各地的“二批”，由二批分售给大大小小的超市和商店。2008年，他认识了一位郭姓同行，从此，“初号”登上了刘曼的账本。“二号”是假货的代名词。
一开始，他向几个老客户推销“二号”，有些难以启齿。不过，3月的一天，经过再三犹豫，第一笔假货生意在电话里谈成了。
“也许你能理解我的生存压力。”面对记者，刘曼喝了点啤酒，试图让别人理解他的选择：农村出来的孩子，中专毕业好几年了，他需要一种“成功”来给父母交代。
从某种意义上，他获得了成功。假货销量激增，卖得最快的是蒙牛小布丁。此外，蒙牛的“绿色心情”、伊利的“巧乐滋”也广受欢迎。
“别干这个了，风险太大。”偶尔，也会有熟悉的客户这样劝他。6月里的一天，有个司机往上海送货时，碰见查货车的执法队伍。司机撒腿逃跑，车上装着的“二号”伊利“巧乐滋”和蒙牛小布丁暴露，老板因此被捕。
他们惊慌了一段时间。不过，新闻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这让大伙放心了不少。“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一个同行用这句话，鼓励刘曼继续干下去。
随着8月的临近，他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生意也越做越大，有时候是500箱，有时候则接近2000箱。
刘曼的生活改变了。他开了自己的超市，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还认识了妻子。就在他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妻子也怀孕了。不过，他的生意一直瞒着妻子。在自己开的超市里，所有冰棍都来自正规厂家，没有一根“二号”。
“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下午4点，国家工商总局信访办公室里，刘曼在一张白纸上快速地书写。写作过程花了不到10分钟，但他觉得无比漫长。16开的纸很快写满了，笔画很用力，深深印进纸背。然后，他把纸翻转过来，签下自己的名字，递出去，出了口气，仿佛终于走完一段艰难的路途。
“我希望你们能赶快处理我的问题”，他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在来工商局之前，刘曼曾尝试过许多种方式，迈出自己的赎罪之旅。从今年1月开始，他扑在电脑上，创作一部几乎是真实记录的小说。一个月后，这部16万字的小说初稿已经写完。他希望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引发同胞的认知和反省”。
刘曼也说不清楚，悔悟之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开始出现的只是恐惧。2008年12月，他卖出的一批假冒“湾仔码头”水饺，被人尝出了问题。一个老主顾打电话过来，要求退货。
这是大半年的假冒产品销售生涯里，他第一次“发怵”。元旦快到了，饺子销售正是旺季，他却打起了退堂鼓。等到晚上，老婆睡着了，他偷偷上网，查自己的罪责。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罚点钱就能了事。要是超过5万元，可就有刑事责任了。刘曼心里开始紧张：“我以后怎么办？”惭愧和担忧一起压了过来。
“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留下一份检举自己的举报信，登记了姓名和住址以后，这个下午的“赎罪之旅”草草结束了。工作人员客气地让刘曼回去等待消息。
走出工商局的大门，刘曼脸上露出这个下午难得的一次笑容。“我原以为自己今天回不去了。”他承认，自己心里“踏实多了”。
自首的念头像一个噩梦缠绕在他心里，每到晚上，睡觉都不踏实。“我希望能洗刷自己的罪过。”这句话常常挂在他的嘴上。有时候，当别人提醒他，自首会得到减刑时，他总是连忙表示：“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晚上8点多钟，刘曼疲惫地回到家里，怀揣着工商局的接待证明。妻子坐在那里，没有做饭，像是根本没有预料到他还能回来。
自始至终，妻子都没有责怪过他。只有一次，他结结巴巴地试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背着她卖假货。他的理由是，将来孩子出生后要花很多钱，奶粉只能买国外的。这个沉默的女人突然发火了：“你既然知道这些，怎么能去做这个？”
这个下午，刘曼离开后，记者和她通过电话。她在电话里先是抽泣，最后终于哭出声来。“一个人做了事敢作敢当，是好事。”她好像在说服自己。她不大懂法律，只是听刘曼说过，可能要坐牢，但具体多少年，并不清楚。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月，这个女人陷入矛盾之中。“一个人带着孩子，三五年，我想能坚持吧。”（文中“刘曼”为化名）
（摘自《中国青年报》张伟/文2009年2月18日）
大特写
出门时，怀孕7个月的妻子在身后，他没回头，只扔下一句，“放心吧，没事。”可当他站在国家工商总局的灰色台阶前，脚步变得有点迟疑，嘴唇也有些哆嗦。
门卫拦住了他。“我来自首。”他的声音含混不清。在大门一侧的上访接待办公大厅里，满屋子人都用奇怪的眼神望着，这个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我来自首，检举自己和他人制作、销售假冒伪劣的水饺和冰棍。”
“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
在接待室里，刘曼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装着几袋伪造的“湾仔码头”水饺，猪肉韭菜馅儿。还有一份沾满油灰的通讯录和两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刘曼的生活轨迹。
第一笔数字出现在2006年年底，梦想寄托在小小的冰棍上。这一年，一无所有的湖南人刘曼在北京混迹了4年后，开始替一家郊区冰棍厂销售“大红果”冰棍。
赚的都是辛苦钱，他从工厂里批发，再出售给北京各地的“二批”，由二批分售给大大小小的超市和商店。2008年，他认识了一位郭姓同行，从此，“初号”登上了刘曼的账本。“二号”是假货的代名词。
一开始，他向几个老客户推销“二号”，有些难以启齿。不过，3月的一天，经过再三犹豫，第一笔假货生意在电话里谈成了。
“也许你能理解我的生存压力。”面对记者，刘曼喝了点啤酒，试图让别人理解他的选择：农村出来的孩子，中专毕业好几年了，他需要一种“成功”来给父母交代。
从某种意义上，他获得了成功。假货销量激增，卖得最快的是蒙牛小布丁。此外，蒙牛的“绿色心情”、伊利的“巧乐滋”也广受欢迎。
“别干这个了，风险太大。”偶尔，也会有熟悉的客户这样劝他。6月里的一天，有个司机往上海送货时，碰见查货车的执法队伍。司机撒腿逃跑，车上装着的“二号”伊利“巧乐滋”和蒙牛小布丁暴露，老板因此被捕。
他们惊慌了一段时间。不过，新闻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这让大伙放心了不少。“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一个同行用这句话，鼓励刘曼继续干下去。
随着8月的临近，他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生意也越做越大，有时候是500箱，有时候则接近2000箱。
刘曼的生活改变了。他开了自己的超市，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还认识了妻子。就在他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妻子也怀孕了。不过，他的生意一直瞒着妻子。在自己开的超市里，所有冰棍都来自正规厂家，没有一根“二号”。
“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下午4点，国家工商总局信访办公室里，刘曼在一张白纸上快速地书写。写作过程花了不到10分钟，但他觉得无比漫长。16开的纸很快写满了，笔画很用力，深深印进纸背。然后，他把纸翻转过来，签下自己的名字，递出去，出了口气，仿佛终于走完一段艰难的路途。
“我希望你们能赶快处理我的问题”，他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在来工商局之前，刘曼曾尝试过许多种方式，迈出自己的赎罪之旅。从今年1月开始，他扑在电脑上，创作一部几乎是真实记录的小说。一个月后，这部16万字的小说初稿已经写完。他希望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引发同胞的认知和反省”。
刘曼也说不清楚，悔悟之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开始出现的只是恐惧。2008年12月，他卖出的一批假冒“湾仔码头”水饺，被人尝出了问题。一个老主顾打电话过来，要求退货。
这是大半年的假冒产品销售生涯里，他第一次“发怵”。元旦快到了，饺子销售正是旺季，他却打起了退堂鼓。等到晚上，老婆睡着了，他偷偷上网，查自己的罪责。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罚点钱就能了事。要是超过5万元，可就有刑事责任了。刘曼心里开始紧张：“我以后怎么办？”惭愧和担忧一起压了过来。
“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留下一份检举自己的举报信，登记了姓名和住址以后，这个下午的“赎罪之旅”草草结束了。工作人员客气地让刘曼回去等待消息。
走出工商局的大门，刘曼脸上露出这个下午难得的一次笑容。“我原以为自己今天回不去了。”他承认，自己心里“踏实多了”。
自首的念头像一个噩梦缠绕在他心里，每到晚上，睡觉都不踏实。“我希望能洗刷自己的罪过。”这句话常常挂在他的嘴上。有时候，当别人提醒他，自首会得到减刑时，他总是连忙表示：“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晚上8点多钟，刘曼疲惫地回到家里，怀揣着工商局的接待证明。妻子坐在那里，没有做饭，像是根本没有预料到他还能回来。
自始至终，妻子都没有责怪过他。只有一次，他结结巴巴地试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背着她卖假货。他的理由是，将来孩子出生后要花很多钱，奶粉只能买国外的。这个沉默的女人突然发火了：“你既然知道这些，怎么能去做这个？”
这个下午，刘曼离开后，记者和她通过电话。她在电话里先是抽泣，最后终于哭出声来。“一个人做了事敢作敢当，是好事。”她好像在说服自己。她不大懂法律，只是听刘曼说过，可能要坐牢，但具体多少年，并不清楚。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月，这个女人陷入矛盾之中。“一个人带着孩子，三五年，我想能坚持吧。”（文中“刘曼”为化名）
（摘自《中国青年报》张伟/文2009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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