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奶业黄金八年的背后
（一）
8年前，老周贷款50万元买了50头奶牛，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欣康村建起了牛棚。在那一年，养牛户只占村里人家一半多，全国奶牛也只有488.7万头，中国奶业方兴未艾。“当时政府大力支持养牛，1平方米土地租金1年5毛钱，买进口牛可以贷款，一头牛1.5万元。”老周回忆。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奶业的产业化发展大约只有10年时间。在此之前，畜牧业只是农业的附属行业，更早些时候，牛奶只是北方一种自给自足的食品，富余的部分才会被牧民卖到奶粉厂。
在兰州庄园乳业公司行政总监闫斌的印象中，那时候的牛奶叫“铃铛奶”，奶农用桶装着鲜奶，摇着铃铛走街串巷。“瑞典利乐公司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人这种喝牛奶的传统习惯。”闫斌说，这家全球最大的软包装提供商带来了无菌包装技术，使得“铃铛奶”变成了软包装的长效奶。这被认为是中国奶业发展的“革命性”事件。
上世纪90年代是几大乳品企业的起步阶段。1993年，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总厂整体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上海光明乳业有限公司成立。这两家企业凭借原有的国企规模，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1999年7月，蒙牛乳业成立。雀巢、卡夫、达能等国外乳业大亨也在这个时期先后进驻中国，中国乳品企业也开始大规模发展。
很多农民加入了养牛户的行列。在老周的印象中，那是奶农们的黄金年代。当时1公斤牛奶是1.6到1.75元，牛饲料也不贵，最高7毛钱/斤，草料也才2毛钱/斤。平均下来，每头牛1年能赚四五千元。如果下牛犊，还能卖四五千元。“当时在村里，牛最多的，钱就最多。不像现在，谁养牛谁头疼。”老周说。
1999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其中包括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内容。随后几年，伊利、蒙牛等多家著名乳企的产品，分别成为国家质量免检产品。
（二）
2001年，在西安蒋家寨村，有人观察到了畜牧业的发展热潮，开始筹备成立机械化奶站。1年多后，他建成了当地第一所奶站。蒋卫锁，这个后来被媒体称为“奶业打假第一人”的养牛户，他是最早投资奶站的一批人之一。当时建奶站跟“修房子”一样简单，不需要工商执照，也不需要卫生许可证之类的行政审批，只要有资金、设备，就能开业。直到“三鹿”事件爆发前，奶站的监控管理并没有改善。
2002年，中国奶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从2001年到2006年这5年间，中国奶牛存栏增长率、牛奶总产奶量年均递增长率、奶类总量年均递增长率、人年均占奶量年均递增长率都呈两位数增长，几大项指标的综合年均递增长率达到了23％，是前50年年均递增长率的3倍。
这种膨胀发展已经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这样高速发展会留下隐患，必定会出问题，应该自己建设奶源基地，发展养殖小区，加强监控。但是企业忽视了，政府也没有很好地引导。”
2002年底，在第一届广东奶业高层论坛上，被称为“中国奶业第一炮”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名义指出当时奶业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企业大量进口奶粉，还原成牛奶后，当成“鲜奶”销售；二是牛奶中添加香精。
（三）
2005年6月份，光明乳业郑州子公司的“回炉奶”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随后，牛奶需求量开始萎缩。2005年乳制品产量为2443万吨，增长率仅为3％，比起2004年的25%增长率几乎微不足道，奶粉消费量下降了7.8%，液态奶和酸奶只有小幅增长。
在一些专家眼中，原本应该注重奶源地建设的时候，乳品企业依然醉心于抢占市场，形成了企业之间的内耗战。2004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就散发出了火药味。山东一家乳品企业老总当着蒙牛、伊利两家与会代表的面，语气激动地指责“两家上市公司”到该企业的奶源基地抢奶，每公斤牛奶比当地企业多一两毛钱，奶农“哗哗”地走了。
奶业进入了多事之秋。2004年爆发了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行业整顿，婴幼儿配方奶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2005年，“雀巢”奶粉被浙江省工商局列入碘超标食品目录，再次打击消费市场。
（四）
2007年，奶业被迫自律。6月，各大乳品企业在南京召开中国奶业协会年会，签署发布了“乳品企业自律南京宣言”，宣称：要推行合同收奶，反对争抢奶源，限量收奶，压级压价，拖欠奶资，切实维护奶农利益；要开展公平竞争，反对捆绑销售、特价销售等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恶性竞争行为。
然而，没过4个月，超市里又出现了“买八赠一”、“买五赠一”的牛奶捆绑销售。
今年9月7－9日，中国奶业协会年会及奶业高层论坛在哈尔滨召开，会上公布了欣欣向荣的数据：去年全年奶牛存栏达到1300多万头，奶类总产量达到3600多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产奶国。当时的三鹿董事长田文华没有参会，小道消息已悄悄传开。
时隔两天，三鹿公开承认，部分批次的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
（摘自《南方周末》 2008年10月9日）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奶业的产业化发展大约只有10年时间。在此之前，畜牧业只是农业的附属行业，更早些时候，牛奶只是北方一种自给自足的食品，富余的部分才会被牧民卖到奶粉厂。
在兰州庄园乳业公司行政总监闫斌的印象中，那时候的牛奶叫“铃铛奶”，奶农用桶装着鲜奶，摇着铃铛走街串巷。“瑞典利乐公司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人这种喝牛奶的传统习惯。”闫斌说，这家全球最大的软包装提供商带来了无菌包装技术，使得“铃铛奶”变成了软包装的长效奶。这被认为是中国奶业发展的“革命性”事件。
上世纪90年代是几大乳品企业的起步阶段。1993年，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总厂整体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上海光明乳业有限公司成立。这两家企业凭借原有的国企规模，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1999年7月，蒙牛乳业成立。雀巢、卡夫、达能等国外乳业大亨也在这个时期先后进驻中国，中国乳品企业也开始大规模发展。
很多农民加入了养牛户的行列。在老周的印象中，那是奶农们的黄金年代。当时1公斤牛奶是1.6到1.75元，牛饲料也不贵，最高7毛钱/斤，草料也才2毛钱/斤。平均下来，每头牛1年能赚四五千元。如果下牛犊，还能卖四五千元。“当时在村里，牛最多的，钱就最多。不像现在，谁养牛谁头疼。”老周说。
1999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其中包括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内容。随后几年，伊利、蒙牛等多家著名乳企的产品，分别成为国家质量免检产品。
（二）
2001年，在西安蒋家寨村，有人观察到了畜牧业的发展热潮，开始筹备成立机械化奶站。1年多后，他建成了当地第一所奶站。蒋卫锁，这个后来被媒体称为“奶业打假第一人”的养牛户，他是最早投资奶站的一批人之一。当时建奶站跟“修房子”一样简单，不需要工商执照，也不需要卫生许可证之类的行政审批，只要有资金、设备，就能开业。直到“三鹿”事件爆发前，奶站的监控管理并没有改善。
2002年，中国奶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从2001年到2006年这5年间，中国奶牛存栏增长率、牛奶总产奶量年均递增长率、奶类总量年均递增长率、人年均占奶量年均递增长率都呈两位数增长，几大项指标的综合年均递增长率达到了23％，是前50年年均递增长率的3倍。
这种膨胀发展已经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这样高速发展会留下隐患，必定会出问题，应该自己建设奶源基地，发展养殖小区，加强监控。但是企业忽视了，政府也没有很好地引导。”
2002年底，在第一届广东奶业高层论坛上，被称为“中国奶业第一炮”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名义指出当时奶业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企业大量进口奶粉，还原成牛奶后，当成“鲜奶”销售；二是牛奶中添加香精。
（三）
2005年6月份，光明乳业郑州子公司的“回炉奶”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随后，牛奶需求量开始萎缩。2005年乳制品产量为2443万吨，增长率仅为3％，比起2004年的25%增长率几乎微不足道，奶粉消费量下降了7.8%，液态奶和酸奶只有小幅增长。
在一些专家眼中，原本应该注重奶源地建设的时候，乳品企业依然醉心于抢占市场，形成了企业之间的内耗战。2004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就散发出了火药味。山东一家乳品企业老总当着蒙牛、伊利两家与会代表的面，语气激动地指责“两家上市公司”到该企业的奶源基地抢奶，每公斤牛奶比当地企业多一两毛钱，奶农“哗哗”地走了。
奶业进入了多事之秋。2004年爆发了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行业整顿，婴幼儿配方奶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2005年，“雀巢”奶粉被浙江省工商局列入碘超标食品目录，再次打击消费市场。
（四）
2007年，奶业被迫自律。6月，各大乳品企业在南京召开中国奶业协会年会，签署发布了“乳品企业自律南京宣言”，宣称：要推行合同收奶，反对争抢奶源，限量收奶，压级压价，拖欠奶资，切实维护奶农利益；要开展公平竞争，反对捆绑销售、特价销售等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恶性竞争行为。
然而，没过4个月，超市里又出现了“买八赠一”、“买五赠一”的牛奶捆绑销售。
今年9月7－9日，中国奶业协会年会及奶业高层论坛在哈尔滨召开，会上公布了欣欣向荣的数据：去年全年奶牛存栏达到1300多万头，奶类总产量达到3600多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产奶国。当时的三鹿董事长田文华没有参会，小道消息已悄悄传开。
时隔两天，三鹿公开承认，部分批次的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
（摘自《南方周末》 2008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