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武义县农业局粮油站原站长黄烈文
通讯员
李聂
　　在武义农村，上点年纪的老农都知道“种子王”黄烈文。这位上世纪60年代初原浙江农大农学系种子专业科班出身的农技员，三十多年如一日，奔波在田间地头，投身于水稻良种培育，为水稻的优质高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地老农甚至将黄烈文誉为武义的“袁隆平”。
对种子情有独钟
　　1957年，黄烈文考上了原浙江农大。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填了种子专业，“那时候填饱肚子都是件困难的事，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实实在在为农民做些事。”
　　毕业分配时，黄烈文放弃了留杭的机会，来到武义县农业局下属的种子站。不久，被调入农技站，专门从事优质稻种的选育和推广工作。从此，黄烈文将自己的办公地点放在了田间地头。35年来，他在该县基层连续蹲点10个月以上的共有7个地方。每到一地，黄烈文总是自带干粮和铺盖，白天泡田头，晚宿农家。
　　“他对种子的研究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家里的事情一点都顾不上。我们的三个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身边。”黄烈文的老伴说起这些，至今仍有些抱怨。1972年10月，黄烈文的第三个孩子降生时，黄烈文还在田头，等他匆匆赶到医院时，沾满泥浆的裤脚还没干。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黄烈文的努力下，他所蹲点联系的乡镇，水稻产量有了大幅提高，有的村水稻亩产甚至提高了120多公斤。在那个水稻亩产普遍只有300多公斤的年代，黄烈文成了农民眼中的“香饽饽”。
千里寄种传佳话
　　谈到黄烈文对育种的痴迷，还有两则故事呢。1974年，黄烈文有一次到外省出差，看到当地有一种优良稻种。黄烈文觉得这个品种可能适合在武义改良种植，于是，向人家讨要种子。但这个品种的种子相当珍稀，在黄烈文的再三恳求下，对方只给了他十几粒种子。当时正值水稻育秧季节，如获至宝的黄烈文来不及亲自将种子带回，就跑到邮局给妻子寄了一封挂号信，并将十几粒稻种夹在信封中寄回。
　　他妻子收到挂号信和种子后，按照黄烈文的嘱咐，马上跑到星光大队找到有关人员，将这些稻种试种下去。结果获得成功，后逐浙在武义推广，水稻产量大大提高。黄烈文“千里寄种”的故事也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76年，黄烈文在武义县壶山镇（现壶山街道）星光大队蹲点时，培育了一种叫“四梅大穗”的优良品种。这个品种的水稻稻穗很大，但只有三株。黄烈文天天像照顾孩子一样悉心照料。一天，壶山镇召开生产队长大会，散会后，这些生产队长经过黄烈文的试验田时，看到快要成熟的这三株水稻长势喜人，一位生产队长就伸手拔了下来。
　　等黄烈文赶到田里时，发现“四梅大穗”不见了踪影。得知被人拔走后，黄烈文拔腿就追，足足追了两三里路，才从那位生产队长手中把稻穗拿回。从那以后，黄烈文除了“种子王”的外号，又多了一个称呼“种子迷”。
让袁隆平感动的农技员
　　1981年，黄烈文发现当地农民普遍种植的“汕优6号”杂交稻开始出现抗病性、种性退化的现象。要想改良这一品种，就必须在“汕优6号”种子母本基础上，找到与之相配的优良父本。经过对比研究，黄烈文发现湖南“威优64”的父本“测64”可能适合。于是，黄烈文决定赴湖南向“杂交稻之父”袁隆平求助。“当时袁隆平的名气已很大了，全国各地前去参观取经的人很多。作为县里的一名小小农技员，我也很担心人家会不会搭理我。”黄烈文说，自己未见袁隆平前，就已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同时也做好了第二次、第三次拜访的准备。
　　见到袁隆平后，黄烈文将自己改良种子的设想和盘托出。有理有据的分析、可靠翔实的数据让袁隆平对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县农技员刮目相看。“一个县里的农技员对良种的选育研究这么透，而且对育种工作这么投入，让我非常感动。”黄烈文至今还记着袁隆平当时所说的话。袁隆平马上叫助手去寻找“测64”。但由于所有的种子都被送到了海南基地试种，最后袁隆平从自己作为样本密封保存的两公斤种子中取出0.25公斤交给黄烈文。
　　有了父本后，黄烈文马上安排人员赴海南育种，于1982年育种成功，1990年通过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在全国推广。据统计，截至1995年，该品种在全国推广面积达1.68亿亩，全国平均亩产增加50公斤，农民增收84亿元。武义也被袁隆平列为湖南之外为数不多的育种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