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村干部正规化和职业化的前提是不再兼职家庭产业，必须有比误工补贴高得多的工资收入。过去村干部不脱产，误工补贴多少不是问题，现在全脱产当村干部，工资高低就成为关键，太低就没有人来当村干部了。
　　中部某省为解决这个问题，规定村支书（一般兼村委会主任）工资与乡镇副职干部同等。不过，因为财政能力不足，该省只提高了村支书报酬，其他干部报酬却没有提高。结果，在村支书没有提高报酬时，村干部之间报酬相差不大，村里工作是由村支书领着村干部完成的。现在村支书报酬比其他村干部加起来还多，村里工作往往成了村支书一个人干，其他村干部在一旁看。因此，各地顺理成章地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合村并组和干部相互兼职来减少村干部职数，二是逐步提高所有村干部的报酬而不是只提高村支书的报酬。
　　一旦村干部成为正式拿工资的干部，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成了自上而下行政体系的一员，是上级政府在基层的代理人。上级政府给村干部发工资，必然要对村干部工作情况包括工作考勤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评，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奖惩。对村干部来讲，凡是上级考评的事项都是必须无条件完成的事项，凡是上级不考评的事项，就容易感觉不重要。因此，在村级治理中，村干部一切工作都会围绕上级指挥棒来转，而上级指挥棒与农民实际需要可能不同频甚至有较大差异，村干部对农民的实质性需求有可能视而不见，却用很多形式主义去应对上级检查考评。
　　鉴于此，应趋利避害，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各项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