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
　　发展产业，要有规模和有效益地发展。但是究竟能不能成功、农民能不能受益，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费孝通先生说，农村的工业是从“农业里长出来的”，和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有着很强的联系。如果搞一些“飞来”的产业，就要解决好适应性的问题。
　　比如，我们去湖南一个村子进行扶贫调研，该村种植杭白菊很难推广。其实从自然条件来说，杭白菊是很适应这个地区的，但是农民不爱种，主要原因是嫌麻烦。三四月播种，十月才有收获，还离不开人。菊花采摘也很难，有的时候天不亮就要去摘，等到它全开的时候再摘就晚了。然而，不能光从农民不愿种这一表面看问题。菊花之所以“粘人”，是因为农民很“忙”。贫困的农民，家里有更麻烦的事情。他之所以没出去打工，可能是因为家里有卧床的老人或者其他的拖累和负担。既然不能出去打工，他在家就无暇种植菊花，这是同一个道理。
　　农业产业扶贫，最重要的是“适应性”。也就是说，产业要在这个地方“活”下来，不是适应这里的水土就行，还要适应这里的“乡土”。“适应性”就是要有“乡土性”，这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学意义的大问题。很多人不懂社会学，只是去算数字账，搞起来就会吃亏。现在有很多投资方，从村里包了很多地，看到什么赚钱就大规模种什么，最终却很难赚到钱，原因就在这里。
　　产业扶贫是扶贫的关键问题，但是真正做得优秀且长久的产业少，好多产业都是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算经济账，眼睛里没有“人”、没有“农民”。
　　农业生产本身存在一些困难，比如务工者容易偷懒磨洋工，对其难以监督。这个不像在工厂里，派个车间主任，再安些摄像头，谁偷懒扣谁奖金。扶贫最关键的问题，既不是设施、也不是资金，是人的问题。发展好产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人返乡。农村的人才和产业发展互为因果，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