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承包经营看浙江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在我国，土地与农民的关系，被浓缩在一个小小的本子上。这本盖着当地人民政府大印的证书，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1997年，30岁的丽水市莲都区岩泉街道雨伞岗村3组的小泥工傅献伟结婚了，从父亲户头里分得承包地，开始自立门户。2000年，他拿到了人生第一本土地承包权证。种田之余，凭手艺出门做泥工。
　　18年后，傅献伟拿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如今的他，不光经营承包地，还流转了兄弟和其他村民的一些土地，种桃子和葡萄，总面积有近20亩。泥工的活还接着做，但出去的时间少了……
　　“老证上的信息都是村干部手写的，有的地名都是我们自己叫叫的，不熟悉的人可能还看不懂。新证是电脑打印的，不仅很规范，信息也更全面，我的田有几块，在哪里，和谁交界，是什么形状的，都清清楚楚，用手机扫扫二维码还能读给你听。”拿着新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傅献伟像拿着自己心爱的宝贝。
　　但对傅献伟来说，新证旧证的区别，绝不只是证上的名称从“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么简单。弹指一挥间，小傅变成了老傅，年收入由几万元增加到了十几万元，儿子下半年将读大三了。这一切可喜变化，都与他承包经营的土地密切相关。
　　“农村改革，对我们农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生产经营更自主了，我想种什么都可以，有空做点其他事情也可以；承包地自己不种，流转给别人种也可以。”老傅说，村里的土地是1983年分到户的，他的父亲一开始也只是种种水稻之类，一家人混个温饱，没啥活钱；他经营的同样是这些土地，现在正常年份，种桃子亩产值有五六千元，种葡萄更好一些，高的超过1万元。
　　老傅与村民签的土地流转合同，都是15-20年期限的。“最好还能再长一些，桃树从种下去到挂果一般需要3年，稳产期约4年，到第七第八年必须换树，15年的合同只能种两茬。”所以，对于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他打心眼里欢迎。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关乎他们最切身的利益。农村土地制度和相关政策的变动，最容易拨动广大农民的心弦。但事关农民利益的，又不光是土地。
　　近些年来，根据中央和省里统一部署，我省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村资源向资产转变、权益向效益转变，切实增加广大农民的资产性、财产性收益。
　　目前，全省已有99.5%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完成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共界定成员股东3500多万人，量化经营性资产1150亿元，基本建立了“确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体系。
　　2017年，全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现集体经济总收入423.5亿元，股金分红总额60.3亿元，参与分红的个人股东人均达到2500元。至2017年底，全省已发放林地经营权流转证1163本，涉及林地面积29.77万亩，凭证抵押贷款2.1亿元。“前两年我兄弟就是拿着林权证贷款10万元，政府还有利息补贴。听说现在这个新的土地承包证也能拿来抵押贷款，将来也可以用来救急了。”傅献伟说。
　　改革，不仅激发澎湃发展动力，也孕育着未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