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院士”朱英国：成就比肩袁隆平
“金穗铺满天国之路，稻香依然广播人间!”8月9日,78岁的“农田院士”朱英国走了，人们这样为他祝祷送行。
杂交水稻成就比肩袁隆平
“红莲”，一个美丽的名字。这是朱英国培育的杂交稻系列之一。
在杂交水稻领域，袁隆平的“野败型”与朱英国的“红莲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
1964年，25岁的朱英国从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即投身于粮食大国最紧迫的课题——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研究。
那时，科研条件尚不健全，培育杂交水稻主要是在田野里做试验，是脑力劳动，更是体力劳动。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加快水稻育种科研的进度，朱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岛的天涯海角……
1971年11月，朱英国和他的同事用1000多个套袋带上全部种子材料奔赴海南。1972年4月，等到上千个组合收割分类后，他们再摘下一粒粒稻谷，带回湖北转育。
在海南的日子充满艰辛。朱英国和助手们住在当地农民家里，连电灯都没有。科研小组不仅要在实验田里忙，还要自己种菜，砍柴做饭。除了生活条件的艰苦，硕大的田鼠还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断。为了保护正在灌浆的禾苗，有很长一段时间，朱英国和同事们将铺盖搬到田埂边，每天晚上拉电网、撒鼠药、放夹子、手持长杆，夜不成眠，和田鼠激战。
当年的助手们回忆说，育种程序精细得不亚于绣花：蹲在稻丛间，小心翼翼地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为了抢时间，一套固定的程序每天得做上百个，一直到眼冒金星、肚唱空城、汗干成霜……数千个套袋和杂交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
1972年，朱英国和科研人员用海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几十个常规稻种杂交，历经反复试验筛选，发现其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多次的后代种质非常好，于是，“红莲”的名称及其第一代诞生。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十年来，“红莲”家族中多个优质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红莲优6”“珞优8号”“珞优10号”陆续诞生。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
论杂交水稻研究推广成就，朱英国足以比肩袁隆平。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鄂州试验基地视察时，感谢朱英国团队做出的贡献，并作出了“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的重要指示。
“水稻候鸟”，一年三个春天
今年4月中旬，78岁的朱英国院士还像往年一样，鄂州基地播种结束后，又不辞劳苦地奔赴海南基地进行研究。其实，在武汉大学里也早已有温室实验室，但朱英国院士始终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追逐着育种的春天。对朱英国来说，一年要过3个春天，一年可以干2年、3年的事。一年3个春天的“候鸟生活”，始自上世纪70年代初。
1973年，湖北省水稻三系协作组成立，研究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朱英国担任组长，成为湖北省在杂交水稻育种研究上的领军人物。
从此，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们便在湖北仙桃育种；秋风乍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再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
朱英国认为，“水稻是一个喜温作物，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才能生长，在湖北我们一年只能种一季，可能10年才能出一个材料，而利用海南岛的特殊气候进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个材料，大大缩短了科研时间。”
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朱英国，更多的时候像一位农民。从事科研半个世纪，穿梭于海南、南宁、湖北三地，只要是生产季节，田间地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被誉为“农田院士”。
为了扩大科研，2011年起，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又在鄂州市杜山镇建立实验基地，租借东港村131亩水稻实验田，朱英国带领研究团队在此进行水稻杂种优势机理、杂交水稻种质创新与基因发掘等多项研究。
年近八旬的朱英国，仍坚持每年都到海南和鄂州基地开展研究工作，即使在与疾病斗争的这两年里，仍坚持下田、在实验室埋头研究。
“没入学先下田”成师训
“研究生第一堂课就是在田里上的。”胡骏2001成为朱英国的硕士研究生，他说朱老师的研究生入学第一堂课都必须来到育种稻田现场，要求学生到田里看看水稻样子，分析长势。
胡骏说，朱老师特别注重深入实地观察指导，在育种基地，不管炎炎烈日，不管泥水多深，朱老师都要坚持下田看材料，亲自指导对水稻的观察，避免认识粗浅。
“没入学，先下田。”多年来，对朱英国院士招收的研究生而言，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生9月才报到，但在此前的农忙季节里，就会跟着学长做实验或下田。水稻抽穗扬花期间，学生们还会到鄂州实习。
“我们培养出的学生，都不怕吃苦，懂得生产实践知识、了解农业发展情况。”朱英国很是为学生们骄傲。他也知道，有些学生一开始也不太习惯，比如郊外实验基地蚊虫较多，女生们住不惯，但是渐渐也就练出来了。朱英国说，注重实践是学院一直以来的传统，必须一代一代传承，进一步推动生命科学的特色学科发展，为我国三农事业和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农业科研常常与“苦、累、脏”联系在一起，朱英国常鼓励学生们：“敬业精神很重要，生活苦点没关系，精神不能垮。”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将梦想刻在心头，将足迹印在田头。
朱英国既鼓励手下以田地为课本，在田地里历练；更鼓励他们以课本为田地，在攻读中成才，不断充实、完善、超越自我。
“朱英国院士不仅是一位杂交水稻研究的大家，在研究团队建设和提携后辈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胡中立说。1987年以来，朱英国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62名，博士研究生51名，博士后8名，并为湖北省培养出大批杂交水稻科研、制种与栽培技术骨干。他们许多已成国内外科研骨干，已有15人晋升教授。
躬耕“农门”，一生梦想来自故土
朱英国生长于大别山区罗田县农村，家境贫困。小时候，朱英国曾是儿童团一员，给八路军放过哨，还念过几年私塾，后来砍柴、放牛、种田，每个假期是父母干农活的得力助手。在高中时一个暑假，山上松毛虫大量繁殖，田埂上的乌桕树发生大面积虫害，他带头打药、用火烧，全身起疙瘩，但坚持到最后，获得当时县乡政府表扬，事迹上了当时的《罗田报》。
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朱英国连填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他说，“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让家乡的亲人和自己远离贫困和饥饿。”
最初的梦想终于实现，朱英国考上了武汉大学，攻读植物遗传专业，后留校任教。上世纪50年代末，在那个以跳出“农门”为荣的时代，朱英国进入令人羡慕的“龙门”；而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50多年里，他却没有离开“农门”寸步，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俞俭/文 2017年8月14日）
杂交水稻成就比肩袁隆平
“红莲”，一个美丽的名字。这是朱英国培育的杂交稻系列之一。
在杂交水稻领域，袁隆平的“野败型”与朱英国的“红莲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
1964年，25岁的朱英国从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即投身于粮食大国最紧迫的课题——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研究。
那时，科研条件尚不健全，培育杂交水稻主要是在田野里做试验，是脑力劳动，更是体力劳动。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加快水稻育种科研的进度，朱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岛的天涯海角……
1971年11月，朱英国和他的同事用1000多个套袋带上全部种子材料奔赴海南。1972年4月，等到上千个组合收割分类后，他们再摘下一粒粒稻谷，带回湖北转育。
在海南的日子充满艰辛。朱英国和助手们住在当地农民家里，连电灯都没有。科研小组不仅要在实验田里忙，还要自己种菜，砍柴做饭。除了生活条件的艰苦，硕大的田鼠还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断。为了保护正在灌浆的禾苗，有很长一段时间，朱英国和同事们将铺盖搬到田埂边，每天晚上拉电网、撒鼠药、放夹子、手持长杆，夜不成眠，和田鼠激战。
当年的助手们回忆说，育种程序精细得不亚于绣花：蹲在稻丛间，小心翼翼地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为了抢时间，一套固定的程序每天得做上百个，一直到眼冒金星、肚唱空城、汗干成霜……数千个套袋和杂交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
1972年，朱英国和科研人员用海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几十个常规稻种杂交，历经反复试验筛选，发现其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多次的后代种质非常好，于是，“红莲”的名称及其第一代诞生。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十年来，“红莲”家族中多个优质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红莲优6”“珞优8号”“珞优10号”陆续诞生。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
论杂交水稻研究推广成就，朱英国足以比肩袁隆平。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鄂州试验基地视察时，感谢朱英国团队做出的贡献，并作出了“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的重要指示。
“水稻候鸟”，一年三个春天
今年4月中旬，78岁的朱英国院士还像往年一样，鄂州基地播种结束后，又不辞劳苦地奔赴海南基地进行研究。其实，在武汉大学里也早已有温室实验室，但朱英国院士始终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追逐着育种的春天。对朱英国来说，一年要过3个春天，一年可以干2年、3年的事。一年3个春天的“候鸟生活”，始自上世纪70年代初。
1973年，湖北省水稻三系协作组成立，研究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朱英国担任组长，成为湖北省在杂交水稻育种研究上的领军人物。
从此，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们便在湖北仙桃育种；秋风乍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再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
朱英国认为，“水稻是一个喜温作物，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才能生长，在湖北我们一年只能种一季，可能10年才能出一个材料，而利用海南岛的特殊气候进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个材料，大大缩短了科研时间。”
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朱英国，更多的时候像一位农民。从事科研半个世纪，穿梭于海南、南宁、湖北三地，只要是生产季节，田间地头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被誉为“农田院士”。
为了扩大科研，2011年起，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又在鄂州市杜山镇建立实验基地，租借东港村131亩水稻实验田，朱英国带领研究团队在此进行水稻杂种优势机理、杂交水稻种质创新与基因发掘等多项研究。
年近八旬的朱英国，仍坚持每年都到海南和鄂州基地开展研究工作，即使在与疾病斗争的这两年里，仍坚持下田、在实验室埋头研究。
“没入学先下田”成师训
“研究生第一堂课就是在田里上的。”胡骏2001成为朱英国的硕士研究生，他说朱老师的研究生入学第一堂课都必须来到育种稻田现场，要求学生到田里看看水稻样子，分析长势。
胡骏说，朱老师特别注重深入实地观察指导，在育种基地，不管炎炎烈日，不管泥水多深，朱老师都要坚持下田看材料，亲自指导对水稻的观察，避免认识粗浅。
“没入学，先下田。”多年来，对朱英国院士招收的研究生而言，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生9月才报到，但在此前的农忙季节里，就会跟着学长做实验或下田。水稻抽穗扬花期间，学生们还会到鄂州实习。
“我们培养出的学生，都不怕吃苦，懂得生产实践知识、了解农业发展情况。”朱英国很是为学生们骄傲。他也知道，有些学生一开始也不太习惯，比如郊外实验基地蚊虫较多，女生们住不惯，但是渐渐也就练出来了。朱英国说，注重实践是学院一直以来的传统，必须一代一代传承，进一步推动生命科学的特色学科发展，为我国三农事业和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农业科研常常与“苦、累、脏”联系在一起，朱英国常鼓励学生们：“敬业精神很重要，生活苦点没关系，精神不能垮。”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将梦想刻在心头，将足迹印在田头。
朱英国既鼓励手下以田地为课本，在田地里历练；更鼓励他们以课本为田地，在攻读中成才，不断充实、完善、超越自我。
“朱英国院士不仅是一位杂交水稻研究的大家，在研究团队建设和提携后辈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胡中立说。1987年以来，朱英国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62名，博士研究生51名，博士后8名，并为湖北省培养出大批杂交水稻科研、制种与栽培技术骨干。他们许多已成国内外科研骨干，已有15人晋升教授。
躬耕“农门”，一生梦想来自故土
朱英国生长于大别山区罗田县农村，家境贫困。小时候，朱英国曾是儿童团一员，给八路军放过哨，还念过几年私塾，后来砍柴、放牛、种田，每个假期是父母干农活的得力助手。在高中时一个暑假，山上松毛虫大量繁殖，田埂上的乌桕树发生大面积虫害，他带头打药、用火烧，全身起疙瘩，但坚持到最后，获得当时县乡政府表扬，事迹上了当时的《罗田报》。
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朱英国连填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他说，“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让家乡的亲人和自己远离贫困和饥饿。”
最初的梦想终于实现，朱英国考上了武汉大学，攻读植物遗传专业，后留校任教。上世纪50年代末，在那个以跳出“农门”为荣的时代，朱英国进入令人羡慕的“龙门”；而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50多年里，他却没有离开“农门”寸步，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俞俭/文 2017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