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农历年末，农民工讨薪的报道渐次出现。河南郑州七旬老人讨薪路上的辛酸生日、陕西西安农民工讨薪时意外死亡，虽是极端个案，但农民工被拖薪、欠薪的现象，还较普遍。
　　应该看到，这些年在化解农民工欠薪问题上，上上下下做了很多努力，有法律的保障、有治理的给力、有制度的支撑，欠薪问题相对过去有所缓解。但在现实之中，在一些地方，这一道道防护墙还是时有失灵。
　　法律是维权的重要武器，此类纠纷理应被纳入法治轨道解决。但也要看到，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原因错综复杂，拿起法律武器清欠，门槛不低、成本也不小。作为一个涉及数亿农民工权益的大问题，在法律兜底之外，还必须从管理机制、文化认知、社会结构等更多维度上，全方位、全过程地为这个庞大群体“赋权”。
　　从管理机制上讲，层层分包与转包在建筑业比例非常高，在层层拖欠的责任逃避中，农民工处于最末端，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缺乏议价话语权。因此，必须果决有效地推进工资保证金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等，对各个环节进行约束和规范，把“不能欠”置于“不想欠”之前。
　　从治理结构上讲，政府部门、司法部门、企业协会、公益组织、劳动者个体，在各自努力的基础上，更需要形成合力，让每一处背离法律规章的隐患，在第一时间排除，否则，就难免发生“哪里有窟窿就先拿农民工工资去填补，等到年底‘补’不了后跑路逃薪”的情况。
　　从社会认知上讲，客观上，很多用工形式不规范，农民工往往被视作“零工”“散工”，这也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农民工到年底“一次性数钱”，是一种“理所当然”。对于一个接近3亿人的群体，这种“理所当然”应该改变，加强用工规范、保障劳动者权益才是应有之义。
　　这几日，农民工巨晓林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消息广为传播。与之前的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一样，这同样释放着强烈的信号：近3亿农民工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运行体制当中来，正在成为现实。
　　脚手架上的建筑工、寒风里的快递员、忙前忙后的餐厅服务员、流水线上的制造业工人……“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关注这些个体，带着感情去正视解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相信一定可以蹚出一条更从容、更安全、更正义的权益守护之路，让农民工能够带着笑容、带着尊严，播种希望、走向明天。
　　（摘自《人民日报》毕诗成/文2016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