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闭关背后的利益博弈
乾隆二十年（1755年）四月二十二日，浙江舟山群岛。定海总兵向知县庄纶渭报告了一件急事：港口外，来了一艘挂着米字旗的大船，来买生丝茶叶。船主名叫哈咧生，持有粤海关颁发的商照。庄纶渭忐忑不安：一个持有粤海关批文的外国商船，为什么要来舟山做生意？是拒之门外，还是好礼相迎，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他向省里请示，得到了三点指示：热情接待，公平贸易，照章纳税。
为什么是舟山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伴随着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两件大事的完成，清王朝结束了“迁界禁海”政策，开放四口通商，有限度地放开了对外贸易。然而，真正面对欧洲商船的港口，只有广州。
进入18世纪，中英贸易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国对华出口的货物主要是毛纺织品，广州天热，严重滞销。到头来，只能用白银来偿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丝和南京布货值，弥补贸易赤字。康熙四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四年间（1710-1759年），英国出口到东方的白银多达2683万英镑，而货物仅有925万英镑，贸易逆差巨大。英国人认为，要想扭转被动局面，最好把毛纺织品卖到中国北方，因为那里气候冷，或许销路会打开。
乾隆十五年（1750年），英国将中国生丝的进口税率降到与意大利等同的水平。由于中国生丝质地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英国东印度公司立即大量购进，导致广州生丝市场的存货一扫而空，需要从内地采购。然而，内地生丝运到广州出口，需要翻山越岭，经过多个内关，运费和关税增加不少。而且必须通过广州的十三行采购，没有选择余地，无疑又增加了一道中间环节。
茶叶出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耗时太久，茶叶质量会下降。为了压缩这块成本，东印度公司很希望从靠近生丝和茶叶产地的口岸直接进口。
在广州通商，面临的最大尴尬还不是货物销路和运输成本，而是当地官府的苛捐杂税。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的船钞和货税并不高，但附加的杂税种类繁杂，数量众多，超出正税数倍，每艘船都要缴纳1950两规礼银。因此，东印度公司很想另找一个能够规避这类盘剥的商埠。
舟山群岛，似乎最符合英国商人的上述需求。它毗邻生丝产地江浙和茶叶产地福建，可以就近采购。设在这里的浙海关，没有明确制订针对外国商船征收关税的则例。
哈咧生的舟山之行可谓三赢。各界官民抢购洋货，一扫而空；英商买到了更便宜的茶叶，转运到欧洲发了小财；浙海关赚了几千两税银，荷包鼓了不少。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尝到了甜头的东印度公司，又派了两艘英国商船放弃广州，北上舟山贸易。
谁动了广东的奶酪
多年以来，中西贸易主要集中于粤海关，逐渐形成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以及内务府官员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他们从陋规中分润，赚得盆满钵满。沿海各省虽也有陋规，但比起粤海关还是小巫见大巫。当然，这些既得利益是建立在商埠垄断的基础上的。一旦有了竞争者，资源分配就会重置。显然，舟山就是潜在的变量。
舟山的热闹，对广东的最大改变，就是来广州做生意的英国商船逐年减少。粤海关的税银盈余也相应递减。因此，“当英国船只动身前往宁波时，广州官吏和商人们唯恐失去这有利的贸易，便发送一份呈请及一大笔钱到北京，要求将贸易限制在广州”。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与兼管粤海关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联名奏请，建议加重浙海关税率。乾隆帝批准了。于是，即将离开宁波的英船，得到了浙江官府的正式通知：自翌年起，浙海关加税一倍。
朝廷这么做，是要用经济手段迫使英船回粤贸易，避免外来势力对江浙重地的影响，从而达到“不禁之禁”的目的。
可是，加税并没有浇灭英船来浙贸易的热情。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八月，仍有一艘英船来到舟山，称“广东洋行包买包卖，把持刁难，故不愿去”，宁愿按照新税则在浙贸易。浙江巡抚杨廷璋如实奏报，并谨慎提出，与其任由英船逗留惹事，不如“此次应准其仍留贸易”。这份奏折，反映了浙江多数地方官的期待，即欢迎英船来浙贸易，为浙江带来丰厚的海关和陋规收入。
这件事让乾隆意识到，经济手段似乎失灵了，洋人并非“总在图利”。于是，他一面同意了杨廷璋所请，一方面派杨应琚“赴浙亲往该关察勘情形，并酌定则例，报部议定”。
杨应琚抵达浙海关后，草拟了一份调研报告，向乾隆帝建议：不仅要继续提高浙海关税率，而且即便在浙江就近采买货物，也要把产地到广州沿线陆路关卡的税费都补缴了。他还强调，粤海关长期经营外贸，人员、装备和地形都比舟山有优势。因此，上年限制浙海关贸易的谕旨“至明至当”。
可是，乾隆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倒打算因势利导，将浙江的中西贸易纳入制度化轨道。乾隆的这番考虑，当然是广东官商不愿看到的结局。于是，杨应琚又写了一份名为“浙海关贸易番船应仍令收泊粤东”的密折，既强调了十三行服务皇室“劳苦功高”，又表达了“设法限制”、“不便听其两省贸易”的态度。
戏剧性的是，这份奏折不但赢得了“所奏甚是，前折竟不必交议”的高度评价，而且促使乾隆朝令夕改，决定收回允许浙海关开展中西贸易的成命。那么，乾隆的态度为何骤变呢？这与其关注的三项政治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其一，粤海关通过具有特许贸易功能的十三行，可以低价购进西洋奇珍，进献皇帝以邀宠，很合乾隆帝所好。其二，乾隆更看重粤海关对来华外商监控的完备体系。这样的体系，舟山短期内很难健全成熟。其三，在乾隆看来，将英商赶回广州，可以确保“浙省海防得以肃清”，避免江南士大夫深受西方影响，或与海外反清势力勾结，威胁清廷在江南的统治。
因此，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乾隆选择了政治优先，将帝国安全和个人政治权威，置于搞活经济之上。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十日，乾隆帝发布谕旨，决定“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自此，在地方利益集团的干预下，清朝的外贸格局发生骤变。一口通商成为定局，浙粤外贸之争以广东的全胜告终。清王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闭关，即将拉开帷幕。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第20期唐博/文）
为什么是舟山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伴随着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两件大事的完成，清王朝结束了“迁界禁海”政策，开放四口通商，有限度地放开了对外贸易。然而，真正面对欧洲商船的港口，只有广州。
进入18世纪，中英贸易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国对华出口的货物主要是毛纺织品，广州天热，严重滞销。到头来，只能用白银来偿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丝和南京布货值，弥补贸易赤字。康熙四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四年间（1710-1759年），英国出口到东方的白银多达2683万英镑，而货物仅有925万英镑，贸易逆差巨大。英国人认为，要想扭转被动局面，最好把毛纺织品卖到中国北方，因为那里气候冷，或许销路会打开。
乾隆十五年（1750年），英国将中国生丝的进口税率降到与意大利等同的水平。由于中国生丝质地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英国东印度公司立即大量购进，导致广州生丝市场的存货一扫而空，需要从内地采购。然而，内地生丝运到广州出口，需要翻山越岭，经过多个内关，运费和关税增加不少。而且必须通过广州的十三行采购，没有选择余地，无疑又增加了一道中间环节。
茶叶出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耗时太久，茶叶质量会下降。为了压缩这块成本，东印度公司很希望从靠近生丝和茶叶产地的口岸直接进口。
在广州通商，面临的最大尴尬还不是货物销路和运输成本，而是当地官府的苛捐杂税。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的船钞和货税并不高，但附加的杂税种类繁杂，数量众多，超出正税数倍，每艘船都要缴纳1950两规礼银。因此，东印度公司很想另找一个能够规避这类盘剥的商埠。
舟山群岛，似乎最符合英国商人的上述需求。它毗邻生丝产地江浙和茶叶产地福建，可以就近采购。设在这里的浙海关，没有明确制订针对外国商船征收关税的则例。
哈咧生的舟山之行可谓三赢。各界官民抢购洋货，一扫而空；英商买到了更便宜的茶叶，转运到欧洲发了小财；浙海关赚了几千两税银，荷包鼓了不少。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尝到了甜头的东印度公司，又派了两艘英国商船放弃广州，北上舟山贸易。
谁动了广东的奶酪
多年以来，中西贸易主要集中于粤海关，逐渐形成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以及内务府官员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他们从陋规中分润，赚得盆满钵满。沿海各省虽也有陋规，但比起粤海关还是小巫见大巫。当然，这些既得利益是建立在商埠垄断的基础上的。一旦有了竞争者，资源分配就会重置。显然，舟山就是潜在的变量。
舟山的热闹，对广东的最大改变，就是来广州做生意的英国商船逐年减少。粤海关的税银盈余也相应递减。因此，“当英国船只动身前往宁波时，广州官吏和商人们唯恐失去这有利的贸易，便发送一份呈请及一大笔钱到北京，要求将贸易限制在广州”。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与兼管粤海关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联名奏请，建议加重浙海关税率。乾隆帝批准了。于是，即将离开宁波的英船，得到了浙江官府的正式通知：自翌年起，浙海关加税一倍。
朝廷这么做，是要用经济手段迫使英船回粤贸易，避免外来势力对江浙重地的影响，从而达到“不禁之禁”的目的。
可是，加税并没有浇灭英船来浙贸易的热情。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八月，仍有一艘英船来到舟山，称“广东洋行包买包卖，把持刁难，故不愿去”，宁愿按照新税则在浙贸易。浙江巡抚杨廷璋如实奏报，并谨慎提出，与其任由英船逗留惹事，不如“此次应准其仍留贸易”。这份奏折，反映了浙江多数地方官的期待，即欢迎英船来浙贸易，为浙江带来丰厚的海关和陋规收入。
这件事让乾隆意识到，经济手段似乎失灵了，洋人并非“总在图利”。于是，他一面同意了杨廷璋所请，一方面派杨应琚“赴浙亲往该关察勘情形，并酌定则例，报部议定”。
杨应琚抵达浙海关后，草拟了一份调研报告，向乾隆帝建议：不仅要继续提高浙海关税率，而且即便在浙江就近采买货物，也要把产地到广州沿线陆路关卡的税费都补缴了。他还强调，粤海关长期经营外贸，人员、装备和地形都比舟山有优势。因此，上年限制浙海关贸易的谕旨“至明至当”。
可是，乾隆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倒打算因势利导，将浙江的中西贸易纳入制度化轨道。乾隆的这番考虑，当然是广东官商不愿看到的结局。于是，杨应琚又写了一份名为“浙海关贸易番船应仍令收泊粤东”的密折，既强调了十三行服务皇室“劳苦功高”，又表达了“设法限制”、“不便听其两省贸易”的态度。
戏剧性的是，这份奏折不但赢得了“所奏甚是，前折竟不必交议”的高度评价，而且促使乾隆朝令夕改，决定收回允许浙海关开展中西贸易的成命。那么，乾隆的态度为何骤变呢？这与其关注的三项政治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其一，粤海关通过具有特许贸易功能的十三行，可以低价购进西洋奇珍，进献皇帝以邀宠，很合乾隆帝所好。其二，乾隆更看重粤海关对来华外商监控的完备体系。这样的体系，舟山短期内很难健全成熟。其三，在乾隆看来，将英商赶回广州，可以确保“浙省海防得以肃清”，避免江南士大夫深受西方影响，或与海外反清势力勾结，威胁清廷在江南的统治。
因此，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乾隆选择了政治优先，将帝国安全和个人政治权威，置于搞活经济之上。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十日，乾隆帝发布谕旨，决定“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自此，在地方利益集团的干预下，清朝的外贸格局发生骤变。一口通商成为定局，浙粤外贸之争以广东的全胜告终。清王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闭关，即将拉开帷幕。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第20期唐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