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怎么“下去”
干部“能上能下”在古代是一种常态，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名臣能吏都有因故被降职的记载，也有谪、逐、贬、罢、黜多种说法，但最具文化内涵的，要算“左迁”。如大家熟知的白居易左迁九江司马时所作的《琵琶行》，李白则在好友王昌龄左迁龙标时，写下“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韩愈更是在左迁潮州的路上直抒胸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道出了自己的满腹委屈、愤慨和悲伤。
断崖式降级：古代为官常态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封建王朝，如果心理素质不高，千万不要做官，除了不能违法，更不可触犯天颜（皇帝），轻则个人问罪，重则全家连坐，像断崖式降级这种处罚已经算轻的了，可谓家常便饭。从屈原、贾谊开始，这些被降级的官员，被称为谪官。
作为中国文人从政的标志性人物，苏东坡忽上忽下的宦海生涯，极具标本意义。他的频频左迁，很大原因是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旧两党之间的党争。苏东坡为官41年，官职一度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这样的二品（副国级）降为从七品的黄州等团练副使（副县级）、八品的儋州别驾（副科级），但他每次仍然泰然处之。苏东坡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投机去选择站队，所以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甚至主动要求降级外调。
赵宋朝祖训有不杀文官之言，故党争中失败的官员多以被贬官作为惩罚，并且官位越高、声望越著，贬得就越偏远。宋代谪贬到海南的高官就有27人，除了兵部尚书卢多逊和司徒丁谓，还有4个宰相级别的名臣李纲、胡铨、赵鼎、李光。
除了党争，得罪皇帝和皇帝身边人也容易被贬。杨仪是诸葛亮幕僚，但在刘备征东吴之时，就因为与尚书令（相当于刘备的大秘书）刘巴不和，直接被贬到弘农当县长去了。
唐朝的姚崇被称为“救时宰相”，他的几起几落常常被拿来作为官员“能上能下”的标本，这也是古代官员被贬的几种原因。早在武则天执政时姚崇成为了宰相，但却被贬去地方当了刺史，原因是得罪了皇帝身边红人张易之；唐睿宗时再次被起用为相，没多久又被贬为申州刺史，这次是他参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斗争，可谓站队失势；最后，唐玄宗李隆基第三次起用姚崇为宰相，这也成就了开元盛世，但最后却因为儿子的腐败，再次被降级为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非领导职务，晚节不保，让人唏嘘。
谪官生存模式：此心安处是吾乡
由于贬官往往要被迁往荒远穷僻之地，形同流放。从“庙堂之高”贬往“江湖之远”，是士大夫群体被惩罚的主要方式。
韩愈大半生仕宦蹉跎，50岁才因参与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这可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劳。但仅两年后，韩愈看到唐宪宗热衷信佛，便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劝谏信佛，称其于国无益，结果触怒了唐宪宗，被下令处死。经裴度等人说情，才被贬为潮州刺史。即使如此，做过监察御史的老韩依然坚持自己主张，“本为圣朝除弊政”，却招来一场弥天大祸，不过自己仍旧“肯将衰朽惜残年”。
因孤忠而获罪的锥心之恨，因丧女（十二岁的幼女惨死贬途）的切肤之痛，交织在一起，即是韩愈当时之心情。不过生活总得继续，韩愈发完牢骚还得继续上路。到了潮州，他治水，让恶溪变清流；除恶，写下千古名篇《祭鳄鱼文》，立志“收我骨瘴江边”；兴学，将自己在潮期间俸禄全部投入办学。到后世，老百姓把这里的山水纷纷改了韩姓。士大夫从政的终极意义，没有在长安城的金銮殿上完成，竟是在左迁的地方实现了。
历史上如韩愈这样的谪官很多，都未因远离庙堂而颓丧，而是在经历了最初的痛苦、不适应之后，做到了旷达自适，有益于世，为官有为，正如苏东坡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于是呈现出这样一种模式：除了少数的如陶渊明等人，这一群体都怀有这样一种心思：宁愿做一个存在巨大政治风险的官也不愿回老家种地。
在古代，讲求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总还是等着被朝廷记起的那一天，这里面交织着他们人生的大欢乐和大悲哀。如朝廷闻奏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也开始慢慢复用，后来回朝相继出任了吏部侍郎、御史大夫等职，被委以人事和监察方面的重任。欧阳修也说过：“况介等此者虽为谪官，幸蒙陛下宽恩，各得为郡，未至失所。
有盼头，这也成就了古代不少名臣的仕途轨迹——在担任了中央领导职务后，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改到地方基层任职（甚至不再任职）。但他们无怨无悔，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后来再次成为了中央领导人……
张居正难题：通则不痛
按理说，因行政失误被降级，应该是主流，历朝历代也有相关规定。如宋朝官员如果有政绩低下、越职言事、徇私舞弊、泄露机密、荐举非人、执法不公等情形，都可能被降级使用，但这类比起党争贬官的人数却微乎其微，根本原因在于确定官员是否存在行政失误的裁量权在上级，弹性空间很大。
为此，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二者相辅相成，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亦以八法衡量。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明初，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地进行。但明中叶以后，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百弊丛生，导致机构逐渐臃肿。到万历皇帝时期，已积重难返，此时张居正开了一副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就是考成法，此法对当时明朝官员能上不能下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变。
考成法类似现在企业里面的绩效考核。比如一个知府，一年开始把今年要做的所有事写好，自己留一本，张居正那里留一本。到了年底都察院、六科和内阁进行层层核对，如果没有完成，知府就会被贬为县令。如果还不完成县令的核定任务，继续贬官，直到贬为庶民为止。
万历九年时，光在中央裁减的官员就达到419人，而在地方上裁减的官员则达到902人。在张居正主政的10年间，因执行考成法而被裁撤的官员竟然占到了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可惜的是，这种严格行政失误降级的规定，最终仍输给了政治斗争。考成法给每个知府、知县都制定了明确的政绩指标，完不成要降职，这也让一些官员为保头上的乌纱帽，要么造假，要么欺压老百姓交税，老百姓没钱交就流落他乡变成流民，时常聚众起义。张居正倒台，新法也被全面废止。
（摘自《廉政瞭望》舒炜/文2015年第14期）
断崖式降级：古代为官常态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封建王朝，如果心理素质不高，千万不要做官，除了不能违法，更不可触犯天颜（皇帝），轻则个人问罪，重则全家连坐，像断崖式降级这种处罚已经算轻的了，可谓家常便饭。从屈原、贾谊开始，这些被降级的官员，被称为谪官。
作为中国文人从政的标志性人物，苏东坡忽上忽下的宦海生涯，极具标本意义。他的频频左迁，很大原因是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旧两党之间的党争。苏东坡为官41年，官职一度从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这样的二品（副国级）降为从七品的黄州等团练副使（副县级）、八品的儋州别驾（副科级），但他每次仍然泰然处之。苏东坡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投机去选择站队，所以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甚至主动要求降级外调。
赵宋朝祖训有不杀文官之言，故党争中失败的官员多以被贬官作为惩罚，并且官位越高、声望越著，贬得就越偏远。宋代谪贬到海南的高官就有27人，除了兵部尚书卢多逊和司徒丁谓，还有4个宰相级别的名臣李纲、胡铨、赵鼎、李光。
除了党争，得罪皇帝和皇帝身边人也容易被贬。杨仪是诸葛亮幕僚，但在刘备征东吴之时，就因为与尚书令（相当于刘备的大秘书）刘巴不和，直接被贬到弘农当县长去了。
唐朝的姚崇被称为“救时宰相”，他的几起几落常常被拿来作为官员“能上能下”的标本，这也是古代官员被贬的几种原因。早在武则天执政时姚崇成为了宰相，但却被贬去地方当了刺史，原因是得罪了皇帝身边红人张易之；唐睿宗时再次被起用为相，没多久又被贬为申州刺史，这次是他参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斗争，可谓站队失势；最后，唐玄宗李隆基第三次起用姚崇为宰相，这也成就了开元盛世，但最后却因为儿子的腐败，再次被降级为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非领导职务，晚节不保，让人唏嘘。
谪官生存模式：此心安处是吾乡
由于贬官往往要被迁往荒远穷僻之地，形同流放。从“庙堂之高”贬往“江湖之远”，是士大夫群体被惩罚的主要方式。
韩愈大半生仕宦蹉跎，50岁才因参与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这可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劳。但仅两年后，韩愈看到唐宪宗热衷信佛，便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劝谏信佛，称其于国无益，结果触怒了唐宪宗，被下令处死。经裴度等人说情，才被贬为潮州刺史。即使如此，做过监察御史的老韩依然坚持自己主张，“本为圣朝除弊政”，却招来一场弥天大祸，不过自己仍旧“肯将衰朽惜残年”。
因孤忠而获罪的锥心之恨，因丧女（十二岁的幼女惨死贬途）的切肤之痛，交织在一起，即是韩愈当时之心情。不过生活总得继续，韩愈发完牢骚还得继续上路。到了潮州，他治水，让恶溪变清流；除恶，写下千古名篇《祭鳄鱼文》，立志“收我骨瘴江边”；兴学，将自己在潮期间俸禄全部投入办学。到后世，老百姓把这里的山水纷纷改了韩姓。士大夫从政的终极意义，没有在长安城的金銮殿上完成，竟是在左迁的地方实现了。
历史上如韩愈这样的谪官很多，都未因远离庙堂而颓丧，而是在经历了最初的痛苦、不适应之后，做到了旷达自适，有益于世，为官有为，正如苏东坡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于是呈现出这样一种模式：除了少数的如陶渊明等人，这一群体都怀有这样一种心思：宁愿做一个存在巨大政治风险的官也不愿回老家种地。
在古代，讲求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总还是等着被朝廷记起的那一天，这里面交织着他们人生的大欢乐和大悲哀。如朝廷闻奏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也开始慢慢复用，后来回朝相继出任了吏部侍郎、御史大夫等职，被委以人事和监察方面的重任。欧阳修也说过：“况介等此者虽为谪官，幸蒙陛下宽恩，各得为郡，未至失所。
有盼头，这也成就了古代不少名臣的仕途轨迹——在担任了中央领导职务后，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改到地方基层任职（甚至不再任职）。但他们无怨无悔，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后来再次成为了中央领导人……
张居正难题：通则不痛
按理说，因行政失误被降级，应该是主流，历朝历代也有相关规定。如宋朝官员如果有政绩低下、越职言事、徇私舞弊、泄露机密、荐举非人、执法不公等情形，都可能被降级使用，但这类比起党争贬官的人数却微乎其微，根本原因在于确定官员是否存在行政失误的裁量权在上级，弹性空间很大。
为此，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二者相辅相成，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亦以八法衡量。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明初，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地进行。但明中叶以后，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百弊丛生，导致机构逐渐臃肿。到万历皇帝时期，已积重难返，此时张居正开了一副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这就是考成法，此法对当时明朝官员能上不能下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变。
考成法类似现在企业里面的绩效考核。比如一个知府，一年开始把今年要做的所有事写好，自己留一本，张居正那里留一本。到了年底都察院、六科和内阁进行层层核对，如果没有完成，知府就会被贬为县令。如果还不完成县令的核定任务，继续贬官，直到贬为庶民为止。
万历九年时，光在中央裁减的官员就达到419人，而在地方上裁减的官员则达到902人。在张居正主政的10年间，因执行考成法而被裁撤的官员竟然占到了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可惜的是，这种严格行政失误降级的规定，最终仍输给了政治斗争。考成法给每个知府、知县都制定了明确的政绩指标，完不成要降职，这也让一些官员为保头上的乌纱帽，要么造假，要么欺压老百姓交税，老百姓没钱交就流落他乡变成流民，时常聚众起义。张居正倒台，新法也被全面废止。
（摘自《廉政瞭望》舒炜/文2015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