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超级三伏天热死人
热浪滚滚，席卷半个中国。与现代相比，古代夏天有多热？那时没有摄氏度这样的符号，古人又是如何记录的？历史上关于气温最热的记载都说了什么？
古代没有温度计，但会形容“七月流火”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 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连续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摄氏度这个概念，也就百十来年吧。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古代有多热？尽管古代夏季气温资料极为缺乏、简单，但古代文人笔下有关“天太热”的记述，多少弥补了气象史料的短板。
周代历法中的第一个月与夏历（阴历）不同，是夏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历正好提前两个月，也就是说“七月流火”，实际是形容夏历的“五月天”，相当于现在公元阳历的夏季六七月。
从“七月流火”来看，西周时期的夏季气温确实不低，可能比现代要热。《诗经》成书于周代，其收录诗歌的创作时间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时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过短暂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温暖，夏季气温比现在约高2℃。
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1%。从历史资料上看，从隋唐到北宋初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
三伏酷暑的极端天气在两宋期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宋史·五行志二》上还说“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放在眼下，这一杯水能值十多块人民币了，搁到现在也是饮用水中的奢侈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乾隆八年的超级三伏天
老百姓喝不起一杯水的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其中就有来自山西浮山的县志记载。
“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这是乾隆年间《浮山县志》里说的。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记载，还有“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天津县志》）等。
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形势紧迫，乾隆皇帝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专家的研究换算，乾隆八年（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1942年，华北出现了极端高温纪录42.6℃，但仍比乾隆八年低1.8℃。
（摘自《山西晚报》 刘巍/文2015年7月17日）
■延伸阅读
古代的高温津贴
据统计，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间，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极端高温天气咋办？宋人释子益的选择是，“北窗一枕黑甜余，细听松风杂流水”，这即是古人“战高温”的一种态度。当然，朝廷也会采取相应措施。虽然没有高温预警机制，但官府会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作，给受灾人口补助，以帮助大家过夏天。如《宋史·真宗纪二》中记载，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赵恒（真宗）亲自下圣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半，这大概是最早的高温津贴了吧。
此外，过去迷信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天神对人间君主的警示和惩罚。因此有的皇帝会检讨自己的施政过失。一是惩罚自己，减少饮食，即所谓“减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六月“炎旱”，《魏书·天象志》记载，当时的皇帝元诩（孝明帝）便是“减膳”。二是“虑囚”，即复审牢里的囚犯，纠正冤假错案。《新唐书·高宗纪》记载，李治当皇帝的乾封二年七月，天气特热又遇大旱，李治除了“减膳”，还“遣使虑囚”。
古代没有温度计，但会形容“七月流火”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 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连续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摄氏度这个概念，也就百十来年吧。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古代有多热？尽管古代夏季气温资料极为缺乏、简单，但古代文人笔下有关“天太热”的记述，多少弥补了气象史料的短板。
周代历法中的第一个月与夏历（阴历）不同，是夏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历正好提前两个月，也就是说“七月流火”，实际是形容夏历的“五月天”，相当于现在公元阳历的夏季六七月。
从“七月流火”来看，西周时期的夏季气温确实不低，可能比现代要热。《诗经》成书于周代，其收录诗歌的创作时间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时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过短暂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温暖，夏季气温比现在约高2℃。
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的统计分析来看，热灾相对其他自然灾害并不是太多，与“霜灾”并列，约占总数的1%。从历史资料上看，从隋唐到北宋初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
三伏酷暑的极端天气在两宋期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公元1400年以前，高温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温暖，史书上称“大燠”，则是“太热了”。因为对水的需求过于旺盛，《宋史·五行志二》上还说“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放在眼下，这一杯水能值十多块人民币了，搁到现在也是饮用水中的奢侈品，那时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贵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众”。
乾隆八年的超级三伏天
老百姓喝不起一杯水的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三卷“清代气象记录（上）”中可以看到，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有关乾隆八年极端炎热记录，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记录，其中就有来自山西浮山的县志记载。
“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这是乾隆年间《浮山县志》里说的。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记载，还有“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天津县志》）等。
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形势紧迫，乾隆皇帝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专家的研究换算，乾隆八年（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1942年，华北出现了极端高温纪录42.6℃，但仍比乾隆八年低1.8℃。
（摘自《山西晚报》 刘巍/文2015年7月17日）
■延伸阅读
古代的高温津贴
据统计，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间，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极端高温天气咋办？宋人释子益的选择是，“北窗一枕黑甜余，细听松风杂流水”，这即是古人“战高温”的一种态度。当然，朝廷也会采取相应措施。虽然没有高温预警机制，但官府会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作，给受灾人口补助，以帮助大家过夏天。如《宋史·真宗纪二》中记载，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赵恒（真宗）亲自下圣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半，这大概是最早的高温津贴了吧。
此外，过去迷信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天神对人间君主的警示和惩罚。因此有的皇帝会检讨自己的施政过失。一是惩罚自己，减少饮食，即所谓“减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六月“炎旱”，《魏书·天象志》记载，当时的皇帝元诩（孝明帝）便是“减膳”。二是“虑囚”，即复审牢里的囚犯，纠正冤假错案。《新唐书·高宗纪》记载，李治当皇帝的乾封二年七月，天气特热又遇大旱，李治除了“减膳”，还“遣使虑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