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版“一带一路”实践之经营大西域
1760年，中国大军彻底平息新疆地区的长期叛乱，古丝绸之路的主导权终于再度回归中国，一个难题也摆到了执政者乾隆面前：如何复苏丝绸之路经济带？
简化行政审批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须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城）“定边左副将军衙门”领取执照。战时，这一政策既便于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数量，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不稳定，又便于政府调控入疆的商品种类，以优先满足军用。
平叛战争结束之后，乾隆的注意力放到了如何发展新疆经济上。简化入疆经商的行政审批程序，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的第一个改革举动。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内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尔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济等地方政府核发入疆执照。这不仅是节省了40多天无谓的艰难跋涉，更提升了商人们对新疆-内地贸易的信心。
除了鼓励商人到天山北路经商外，还鼓励他们进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批示，阐述发展商业对新疆建设的关键作用，还多次强调，在鼓励新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必须严格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谆谆教诲此事“须听商民自便”“不可官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一时之间，内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热潮，入疆的两条主要通道上，车旅不绝——一条经张家口、归化，走蒙古草原入疆，另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前者是晋商、蒙古商人的主要通道，后者是陕甘及南方各省商人的通道。
中央还鼓励新疆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同样在1760年，乾隆在圣旨中提出：“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部人，均为大皇帝臣仆，尔部如欲遣头目入期，以展归化之诚，必代奏闻。”而对于内地商人和外邦商人，清政府在新疆都给予低税优惠，甚至免税待遇，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法制推动繁荣
对于新疆的成就，连英国人都心生艳羡。大英帝国著名学者包罗杰，在其初版于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回顾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盛赞道：“他们（中国人）能够给予当地的最大的恩惠当然是维持秩序。公平地在许多诉讼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中国行政长官的第一条信条。大为衰落的当地工业又重新活跃起来；外国企业也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中国政权很快就使之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
包罗杰认为，乾隆政府的很多做法，都值得英国人学习。他总结的新疆成功之道，概括起来就是：一、公平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公正，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二、廉洁高效的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三、敬业的商人带来资本、经验与市场；四、平等的民族政策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此前及此后的历史都证明了，有任何偏向性的民族政策，对各方、包括受其庇护的一方都未必有利。
当代美国汉学家濮德培认为，在当时的新疆，不同民族的“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而另一汉学家穆素洁也认为，乾隆时期新疆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发展，将该地区“引入国际贸易范围”。
南疆货币特区
此时新疆，面对的最大金融困境是白银外流。
新疆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结构单一，不少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必须依靠与周边邦国的贸易；二是南疆长期被准噶尔势力盘踞，包括货币在内的主权实际上难以行使。
于是，乾隆作出了“一疆两制”的货币决策：北疆地区实行郡县制，与内地完全相同，且长期与内地经贸来往频繁，可以一步到位推行内地的制钱；实行伯克制（由回部头人世袭统治）的南疆地区，则发行含铜量高的“新普尔钱”，按照1∶2的兑换率回收旧钱。如此优惠政策，大大加快了旧钱的回收速度。
“新普尔钱”在整个南疆地区发行，大大超过了此前准噶尔统治下只有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三地使用铸币的局限，解决了南疆其他地区的货币“短板”，令南疆商贸流通提速。南疆各级政府设立集市；中央财政则对南疆棉布等实行政府采购，输往北疆以换取马匹。这种“绢马贸易”，既盘活了南疆与北疆的资源，又提高了南疆与北疆的生活水平，南疆以“新普尔钱”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也得以不断壮大，为数十年后在全疆地区推行“新普尔钱”打下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南疆实行单独的货币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当地新生的经济。晚清时期，内地多次发生“钱荒”，导致银价暴涨、铜钱贬值，而南疆地区的“新普尔钱”则因保护而一枝独秀，令南疆避免遭受内地货币波动的池鱼之殃。
对于政府来讲，南疆实际上已成为货币特区，大大减缓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原先需完全从内地调拨的军饷和新疆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有相当部分可以“新普尔钱”替代。
压服西边强邻
乾隆皇帝的丝路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是西边的强邻阿富汗，时称“爱乌罕”。其领土面积包括了今日的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以及印度旁遮普地区，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为“阿富汗帝国”，或者杜兰尼帝国。
阿富汗帝国计划于1757年挥师东进，与中国争夺南疆。但是，在这关键时刻，阿富汗帝国后院起火，被迫回师。这给了中国一个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顺利地结束了平息南疆暴乱的战争。
中国收复南疆之后的第三年（1763年），阿富汗帝国选择了向中国称臣纳贡。
1763年2月23日，乾隆向阿富汗使节颁发了赐给爱哈默特沙的敕书，并给予丰厚赏赐，但敕书中含有浓烈的警告成分，警告其不要再挑起争端，否则会遭到中国军队的压制。此后，防范阿富汗及后来崛起的浩罕国，就成为清帝国中亚政策的准则之一。在乾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通商贸易与军事震慑两手齐备，两手都很硬。
（摘自《中国经营报》 雪珥/文2015年5月23日）
简化行政审批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须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城）“定边左副将军衙门”领取执照。战时，这一政策既便于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数量，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不稳定，又便于政府调控入疆的商品种类，以优先满足军用。
平叛战争结束之后，乾隆的注意力放到了如何发展新疆经济上。简化入疆经商的行政审批程序，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的第一个改革举动。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内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尔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济等地方政府核发入疆执照。这不仅是节省了40多天无谓的艰难跋涉，更提升了商人们对新疆-内地贸易的信心。
除了鼓励商人到天山北路经商外，还鼓励他们进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批示，阐述发展商业对新疆建设的关键作用，还多次强调，在鼓励新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必须严格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谆谆教诲此事“须听商民自便”“不可官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一时之间，内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热潮，入疆的两条主要通道上，车旅不绝——一条经张家口、归化，走蒙古草原入疆，另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前者是晋商、蒙古商人的主要通道，后者是陕甘及南方各省商人的通道。
中央还鼓励新疆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同样在1760年，乾隆在圣旨中提出：“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部人，均为大皇帝臣仆，尔部如欲遣头目入期，以展归化之诚，必代奏闻。”而对于内地商人和外邦商人，清政府在新疆都给予低税优惠，甚至免税待遇，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法制推动繁荣
对于新疆的成就，连英国人都心生艳羡。大英帝国著名学者包罗杰，在其初版于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回顾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盛赞道：“他们（中国人）能够给予当地的最大的恩惠当然是维持秩序。公平地在许多诉讼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中国行政长官的第一条信条。大为衰落的当地工业又重新活跃起来；外国企业也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中国政权很快就使之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
包罗杰认为，乾隆政府的很多做法，都值得英国人学习。他总结的新疆成功之道，概括起来就是：一、公平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公正，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二、廉洁高效的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三、敬业的商人带来资本、经验与市场；四、平等的民族政策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此前及此后的历史都证明了，有任何偏向性的民族政策，对各方、包括受其庇护的一方都未必有利。
当代美国汉学家濮德培认为，在当时的新疆，不同民族的“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而另一汉学家穆素洁也认为，乾隆时期新疆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发展，将该地区“引入国际贸易范围”。
南疆货币特区
此时新疆，面对的最大金融困境是白银外流。
新疆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结构单一，不少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必须依靠与周边邦国的贸易；二是南疆长期被准噶尔势力盘踞，包括货币在内的主权实际上难以行使。
于是，乾隆作出了“一疆两制”的货币决策：北疆地区实行郡县制，与内地完全相同，且长期与内地经贸来往频繁，可以一步到位推行内地的制钱；实行伯克制（由回部头人世袭统治）的南疆地区，则发行含铜量高的“新普尔钱”，按照1∶2的兑换率回收旧钱。如此优惠政策，大大加快了旧钱的回收速度。
“新普尔钱”在整个南疆地区发行，大大超过了此前准噶尔统治下只有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三地使用铸币的局限，解决了南疆其他地区的货币“短板”，令南疆商贸流通提速。南疆各级政府设立集市；中央财政则对南疆棉布等实行政府采购，输往北疆以换取马匹。这种“绢马贸易”，既盘活了南疆与北疆的资源，又提高了南疆与北疆的生活水平，南疆以“新普尔钱”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也得以不断壮大，为数十年后在全疆地区推行“新普尔钱”打下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南疆实行单独的货币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当地新生的经济。晚清时期，内地多次发生“钱荒”，导致银价暴涨、铜钱贬值，而南疆地区的“新普尔钱”则因保护而一枝独秀，令南疆避免遭受内地货币波动的池鱼之殃。
对于政府来讲，南疆实际上已成为货币特区，大大减缓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原先需完全从内地调拨的军饷和新疆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有相当部分可以“新普尔钱”替代。
压服西边强邻
乾隆皇帝的丝路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是西边的强邻阿富汗，时称“爱乌罕”。其领土面积包括了今日的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以及印度旁遮普地区，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为“阿富汗帝国”，或者杜兰尼帝国。
阿富汗帝国计划于1757年挥师东进，与中国争夺南疆。但是，在这关键时刻，阿富汗帝国后院起火，被迫回师。这给了中国一个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顺利地结束了平息南疆暴乱的战争。
中国收复南疆之后的第三年（1763年），阿富汗帝国选择了向中国称臣纳贡。
1763年2月23日，乾隆向阿富汗使节颁发了赐给爱哈默特沙的敕书，并给予丰厚赏赐，但敕书中含有浓烈的警告成分，警告其不要再挑起争端，否则会遭到中国军队的压制。此后，防范阿富汗及后来崛起的浩罕国，就成为清帝国中亚政策的准则之一。在乾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通商贸易与军事震慑两手齐备，两手都很硬。
（摘自《中国经营报》 雪珥/文2015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