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宋美龄抢救三万抗战难童
抗战时期，宋美龄与邓颖超的一段合作鲜为人知。外界只知宋、邓二人保持着超党派私谊，却不知这一段超党派的私谊最早可追溯至1938年武汉沦陷后3万抗战儿童被送往大后方的往事。
日军掳掠中国儿童
“敌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伤员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战场。”1938年初的《大公报》语出惊悚。当年此类传闻似幽灵在各地不断浮现，中央社电报更证实，日军“俟血液吸尽，则沉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身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夫人的郭德洁透露：在沦陷区，一批批儿童被运送回日本及朝鲜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战争而损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让他们长大，转而重返中国，残杀同胞。
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陷落，江淮一带的难民涌向相对安全的湖北武汉，难童裹挟其间，充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红十字会、防疫所便只有推着车子到处收尸。
《大公报》披露当地儿童的情况：“中国700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在10万以上，被掳掠的儿童，至少在15万以上。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残废的还不在内。”
死人堆里找生命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但遭到中统的秘密监视。因为这个筹委会云集了中国知识界绝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党派，而组织者又是共产党，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担忧。
邓颖超回忆道：“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约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工作并出席大会。”宋美龄答应出任主席，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将保育会纳入她所领导的妇女组织名下。宋美龄的加盟，果然使保育会的成立一帆风顺。发起人背后的跟踪者也没了踪影。保育会成立那天，宋美龄与邓颖超第一次见面，宋很客气地走过来与邓颖超握手，说对她“仰慕已久”。
时局一日紧复一日。1938年4月8日下午，保育会正在制定难童收容细则，门外突然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邓颖超当即提议赴徐州前线收容难童，不少与会者大为惊动，言称奔赴前线是男人的事情。就在这时，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来电话，要求保育会立即派人收容流浪儿童。原来台儿庄大捷后，日本准备包围徐州，一些流浪儿童在前线经常被乱枪打死。
34岁的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随后带队奔赴徐州，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许多难童的衣服已被扒得精光。十几名青年妇女冒着硝烟在收容流浪儿童，甚至从死人堆里寻找没断气的孩子，抢救出200余名难童。
300难童葬身江底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仅仅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容难童2万名，除浙江、湖南及广东、广西自行安排外，其他省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
这些难童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和平光景，至9月29日武汉濒临失守，保育院开始陆续转移难童至大后方。
10月21日，一艘装载300余难童的船只刚出长江口即被日本飞机击中，300余难童血染长江，哭喊一片，然后葬身江底。时隔半世纪，宋美龄都念念不忘，“300余难童于乘船护送途中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迄今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到达重庆时，难童被分批就地分配，当得知部分难童无车接送，暂时无处收容时，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的场景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来，大声说：“太太们，脱了你们的高跟鞋！”
1938年10月，保育总会曾经汇总各省分会抢救难童人数约5万余人，但最后进入保育院的只有2.9万多人。而随着武汉和广州的陷落，湖南、广西一带的地方政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在此，保育总会先后在重庆建立11所直属保育院。大后方各省的保育分会亦在当地建立起保育组织。其中600师生被转移至香港保育院。
中共的秘密交通站
事实上，保育院不仅是儿童的避难所，也逃不掉政治斗争。一方面，共产党几乎占领了各保育院的领导实权。宋美龄知道这一点，但苦于能干实事的人几乎都是共产党，所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在保育院中，不仅有冯玉祥的夫人，其他可以数得上名字的还有开国元帅徐向前的夫人黄杰等人。到1941年皖南事变第三次反共高潮来临后，院长和教员都受到限制与逮捕，中共南方局从保育院中撤退、转移了一些人，但保育院仍在，它也暗中发挥着地下交通站的作用。在当时，这也几乎是建立在国民党眼皮底下的交通站了。
在这些保育体系外，还活跃着各类民间保育力量，如重庆北碚慈幼院。该院院长周之廉，是周恩来南开大学求学时创办觉悟社的第三号人物，系陶行知同窗，也是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杜威弟子。其在国际红十字会体制下，从湖北收罗难童入川，在寺院开办难童收容场所。孙科、宋美龄等人时常前往演讲，在当时，这类编外保育力量，更难计数。但它们多与中共保持着隐秘的联系。
1943年，大批已升入中学的适龄保育生投笔从戎，据参军保育生回忆，保育生在学生军中占有相当比例。在缅北、缅西战场上，保育生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事迹俯仰皆是。
1945年大陆光复，保育会宣布结束使命。有家的保育儿童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孩子，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财力支持到高中毕业。
1987年，已退身政坛、罕于露面的宋美龄，在台北一个学校参加台湾300多名保育生聚会，听取大家汇报各自经历，历时3个多小时。寓居美国之后，她只接见过两个团体，战时儿童保育会便是其中的一个，足见这位保育会理事长对昔日这段经历的看重和怀念。
（摘自《看历史》 胡佳恒/文2015年4月）
日军掳掠中国儿童
“敌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伤员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战场。”1938年初的《大公报》语出惊悚。当年此类传闻似幽灵在各地不断浮现，中央社电报更证实，日军“俟血液吸尽，则沉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身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夫人的郭德洁透露：在沦陷区，一批批儿童被运送回日本及朝鲜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战争而损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让他们长大，转而重返中国，残杀同胞。
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陷落，江淮一带的难民涌向相对安全的湖北武汉，难童裹挟其间，充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红十字会、防疫所便只有推着车子到处收尸。
《大公报》披露当地儿童的情况：“中国700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在10万以上，被掳掠的儿童，至少在15万以上。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残废的还不在内。”
死人堆里找生命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但遭到中统的秘密监视。因为这个筹委会云集了中国知识界绝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党派，而组织者又是共产党，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担忧。
邓颖超回忆道：“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约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工作并出席大会。”宋美龄答应出任主席，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将保育会纳入她所领导的妇女组织名下。宋美龄的加盟，果然使保育会的成立一帆风顺。发起人背后的跟踪者也没了踪影。保育会成立那天，宋美龄与邓颖超第一次见面，宋很客气地走过来与邓颖超握手，说对她“仰慕已久”。
时局一日紧复一日。1938年4月8日下午，保育会正在制定难童收容细则，门外突然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邓颖超当即提议赴徐州前线收容难童，不少与会者大为惊动，言称奔赴前线是男人的事情。就在这时，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来电话，要求保育会立即派人收容流浪儿童。原来台儿庄大捷后，日本准备包围徐州，一些流浪儿童在前线经常被乱枪打死。
34岁的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随后带队奔赴徐州，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许多难童的衣服已被扒得精光。十几名青年妇女冒着硝烟在收容流浪儿童，甚至从死人堆里寻找没断气的孩子，抢救出200余名难童。
300难童葬身江底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仅仅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容难童2万名，除浙江、湖南及广东、广西自行安排外，其他省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
这些难童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和平光景，至9月29日武汉濒临失守，保育院开始陆续转移难童至大后方。
10月21日，一艘装载300余难童的船只刚出长江口即被日本飞机击中，300余难童血染长江，哭喊一片，然后葬身江底。时隔半世纪，宋美龄都念念不忘，“300余难童于乘船护送途中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迄今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到达重庆时，难童被分批就地分配，当得知部分难童无车接送，暂时无处收容时，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的场景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来，大声说：“太太们，脱了你们的高跟鞋！”
1938年10月，保育总会曾经汇总各省分会抢救难童人数约5万余人，但最后进入保育院的只有2.9万多人。而随着武汉和广州的陷落，湖南、广西一带的地方政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在此，保育总会先后在重庆建立11所直属保育院。大后方各省的保育分会亦在当地建立起保育组织。其中600师生被转移至香港保育院。
中共的秘密交通站
事实上，保育院不仅是儿童的避难所，也逃不掉政治斗争。一方面，共产党几乎占领了各保育院的领导实权。宋美龄知道这一点，但苦于能干实事的人几乎都是共产党，所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在保育院中，不仅有冯玉祥的夫人，其他可以数得上名字的还有开国元帅徐向前的夫人黄杰等人。到1941年皖南事变第三次反共高潮来临后，院长和教员都受到限制与逮捕，中共南方局从保育院中撤退、转移了一些人，但保育院仍在，它也暗中发挥着地下交通站的作用。在当时，这也几乎是建立在国民党眼皮底下的交通站了。
在这些保育体系外，还活跃着各类民间保育力量，如重庆北碚慈幼院。该院院长周之廉，是周恩来南开大学求学时创办觉悟社的第三号人物，系陶行知同窗，也是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杜威弟子。其在国际红十字会体制下，从湖北收罗难童入川，在寺院开办难童收容场所。孙科、宋美龄等人时常前往演讲，在当时，这类编外保育力量，更难计数。但它们多与中共保持着隐秘的联系。
1943年，大批已升入中学的适龄保育生投笔从戎，据参军保育生回忆，保育生在学生军中占有相当比例。在缅北、缅西战场上，保育生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事迹俯仰皆是。
1945年大陆光复，保育会宣布结束使命。有家的保育儿童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孩子，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财力支持到高中毕业。
1987年，已退身政坛、罕于露面的宋美龄，在台北一个学校参加台湾300多名保育生聚会，听取大家汇报各自经历，历时3个多小时。寓居美国之后，她只接见过两个团体，战时儿童保育会便是其中的一个，足见这位保育会理事长对昔日这段经历的看重和怀念。
（摘自《看历史》 胡佳恒/文2015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