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诏宏：中国“大包干”的“第一推手”
作为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把“星星之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早已载入史册。时任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的吉诏宏不仅是小岗村“大包干”的“第一推手”，且正是他的支持，“大包干”的“星星之火”才越烧越旺，最终形成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
（一）
1978年2月，吉诏宏被任命为中共凤阳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后来改称县长）。走马上任后，他时常听到干部们议论：凤阳人农闲逃荒要饭，是一个传统；他也多次接到周边县市的电报和电话，要求凤阳派人赶紧把“要饭花子”接回来，以免给社会主义抹黑，影响当地的治安……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为什么淮河岸边的凤阳，偏偏成了乞丐窝？
经过走村进户深入调研，吉诏宏找到了答案。在一次会议上，他慷慨陈词：请问，谁家有吃有喝，愿意丢人现眼去乞讨？你们这些当干部的，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皇粮”，按月开工资，饱汉不知饿汉饥……要饭不能怪老百姓，应怪我们这些公仆。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来自人民？我们却没本事让他们把生产搞好，把肚皮填饱，应该自责！一番话，入情入理，许多干部低下头，脸上火辣辣的。
这年4月，吉诏宏来到梨园公社小岗大队，只见农田里人影稀少，干活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出工不出力，壮劳力大多外出要饭去了；村庄里死气沉沉，榆树、柳树皮全被剥掉充饥，露出白花花的木质。许多家有锅无灶，有被无床，有井无桶。好多户缺门少窗，春风吹过黑洞洞的空门土窗，一张张“大口”发出的声音，就像饿汉的呻吟，让人毛骨悚然。
陪同考察的公社书记介绍道：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大队又是梨园公社最穷的生产队。1959年到1961年，小岗大队饿死67人，6家绝户。现有18户，其中17户讨过饭，只有严金昌一家是个例外，因为他的自留地种了生姜、辣椒，自家的20来棵柿树硕果累累，加上又养了10头猪，一年收入好几百，全家9口人吃喝不愁。他家已被定为暴发户，生产队、大队、公社批斗了他好几场……
吉诏宏把手一挥，马上制止道：“我看不能批斗严金昌。恰恰相反，应该发动其他17户向他学习，自己动手，早日解决温饱问题。”
公社干部继续汇报说：小岗队破坏“一大二公”，前不久偷偷将土地分包到组，而且，这些生产组不是父子组，就是兄弟组，实际上是明组暗户，分田单干，简直无法无天。
吉诏宏沉思了一会儿，明确指示：中央三令五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小岗可能是穷怕饿急了。全县3616个生产队，不妨让他们试一试，干干看。一个小岗队无碍大局。
后来，吉诏宏又多次到小岗打气鼓劲，面授机宜，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
由于得到县里领导的默许，小岗人胆子更大了。11月24日，他们一不做，二不休，18个户主在契约上按了红手印，将土地、农具、牲口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并承诺交足公粮和各种提留，队干部坐牢大家供养他们的子女成人……“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旗开得胜，当年就收获粮食13.3万斤，是过去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3.5万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完成征购任务2万多斤，超额7倍多；人均年收入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
（二）
小岗村冒尖后，凤阳城乡吵翻了天。1979年2月17日下午，凤阳县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大包干”的是与非。吉诏宏是赞成派的代表，“鼓与呼”最为积极。县委常委、老同事秦言永见状，扯了扯他的衣襟子，好心提醒：老吉啊，你可要注意呀，你我过去都碰过钉子！
原来，1958年6月15日，吉诏宏曾被错划成右派，受尽屈辱，直到1961年6月14日才得到平反。3年磨难，让吉诏宏身心遭受严重创伤，但他没服软，而且棱角更加分明。因此，在1979年2月17日下午的凤阳县委常委会上，他对秦言永的提醒并未理睬，而是继续为“大包干”唱赞歌。最后，12名常委，9人赞成，2人反对，1人弃权。
会议结束，为慎重起见，吉诏宏给地委书记王郁昭挂了电话。王书记说：省委书记万里就在滁县，明天去凤阳，你当面向他汇报。2月18日，在县委招待所会议室，吉诏宏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小岗“包产到户”，一年翻身见效，震惊了全县人民和广大基层干部，大家一致要求搞“大包干”试验。万里一边听，一边记。最后，吉诏宏请求道：“我们县委要求能批准我们试验两三年，总比讨饭好。”万里站起身来，语气果敢地说：“好，我今天就批准你们试试看！”
（三）
从此，“大包干”步入快车道，在凤阳迅速推开。1979年3月，全县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已有2473个。
“大包干”初见成效后好评如潮，多数宣传是实事求是的，少数领导却唱起了“高调”：“大包干”之后，逃荒要饭现象在凤阳已经绝迹。吉诏宏认为，过犹不及。肆意批评“大包干”不对，过头宣传也不妥。于是，他就在不同场合，对“胡吹风”提出批评。不久，“吉诏宏反对‘大包干’”的议论不胫而走，四处扩散。接着，他被安排去省委党校学习，借以反省。可是，学习一结束，爱认死理的吉诏宏回到凤阳，继续与“胡吹风”唱“对台戏”。地委的一位领导当面批评他：“你从党校学习回来的言行影响不好！”吉诏宏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心甘情愿做这样实事求是的人！”
1980年4月30日，滁县地委作出决定，免去吉诏宏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长职务，调回地区科委担任副主任。从此，吉诏宏在“大包干”中的“第一推手”作用，再也无人提及，连《凤阳县志》等重要文献上都是空白。1983年，57岁的他就主动提交离休申请书，并被组织上批准。从此，吉诏宏不再参与世事纷争。
（摘自《名人传记》 余音顾培成/文）
（一）
1978年2月，吉诏宏被任命为中共凤阳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后来改称县长）。走马上任后，他时常听到干部们议论：凤阳人农闲逃荒要饭，是一个传统；他也多次接到周边县市的电报和电话，要求凤阳派人赶紧把“要饭花子”接回来，以免给社会主义抹黑，影响当地的治安……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为什么淮河岸边的凤阳，偏偏成了乞丐窝？
经过走村进户深入调研，吉诏宏找到了答案。在一次会议上，他慷慨陈词：请问，谁家有吃有喝，愿意丢人现眼去乞讨？你们这些当干部的，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皇粮”，按月开工资，饱汉不知饿汉饥……要饭不能怪老百姓，应怪我们这些公仆。我们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来自人民？我们却没本事让他们把生产搞好，把肚皮填饱，应该自责！一番话，入情入理，许多干部低下头，脸上火辣辣的。
这年4月，吉诏宏来到梨园公社小岗大队，只见农田里人影稀少，干活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出工不出力，壮劳力大多外出要饭去了；村庄里死气沉沉，榆树、柳树皮全被剥掉充饥，露出白花花的木质。许多家有锅无灶，有被无床，有井无桶。好多户缺门少窗，春风吹过黑洞洞的空门土窗，一张张“大口”发出的声音，就像饿汉的呻吟，让人毛骨悚然。
陪同考察的公社书记介绍道：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大队又是梨园公社最穷的生产队。1959年到1961年，小岗大队饿死67人，6家绝户。现有18户，其中17户讨过饭，只有严金昌一家是个例外，因为他的自留地种了生姜、辣椒，自家的20来棵柿树硕果累累，加上又养了10头猪，一年收入好几百，全家9口人吃喝不愁。他家已被定为暴发户，生产队、大队、公社批斗了他好几场……
吉诏宏把手一挥，马上制止道：“我看不能批斗严金昌。恰恰相反，应该发动其他17户向他学习，自己动手，早日解决温饱问题。”
公社干部继续汇报说：小岗队破坏“一大二公”，前不久偷偷将土地分包到组，而且，这些生产组不是父子组，就是兄弟组，实际上是明组暗户，分田单干，简直无法无天。
吉诏宏沉思了一会儿，明确指示：中央三令五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小岗可能是穷怕饿急了。全县3616个生产队，不妨让他们试一试，干干看。一个小岗队无碍大局。
后来，吉诏宏又多次到小岗打气鼓劲，面授机宜，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具体困难。
由于得到县里领导的默许，小岗人胆子更大了。11月24日，他们一不做，二不休，18个户主在契约上按了红手印，将土地、农具、牲口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并承诺交足公粮和各种提留，队干部坐牢大家供养他们的子女成人……“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旗开得胜，当年就收获粮食13.3万斤，是过去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3.5万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完成征购任务2万多斤，超额7倍多；人均年收入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
（二）
小岗村冒尖后，凤阳城乡吵翻了天。1979年2月17日下午，凤阳县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大包干”的是与非。吉诏宏是赞成派的代表，“鼓与呼”最为积极。县委常委、老同事秦言永见状，扯了扯他的衣襟子，好心提醒：老吉啊，你可要注意呀，你我过去都碰过钉子！
原来，1958年6月15日，吉诏宏曾被错划成右派，受尽屈辱，直到1961年6月14日才得到平反。3年磨难，让吉诏宏身心遭受严重创伤，但他没服软，而且棱角更加分明。因此，在1979年2月17日下午的凤阳县委常委会上，他对秦言永的提醒并未理睬，而是继续为“大包干”唱赞歌。最后，12名常委，9人赞成，2人反对，1人弃权。
会议结束，为慎重起见，吉诏宏给地委书记王郁昭挂了电话。王书记说：省委书记万里就在滁县，明天去凤阳，你当面向他汇报。2月18日，在县委招待所会议室，吉诏宏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小岗“包产到户”，一年翻身见效，震惊了全县人民和广大基层干部，大家一致要求搞“大包干”试验。万里一边听，一边记。最后，吉诏宏请求道：“我们县委要求能批准我们试验两三年，总比讨饭好。”万里站起身来，语气果敢地说：“好，我今天就批准你们试试看！”
（三）
从此，“大包干”步入快车道，在凤阳迅速推开。1979年3月，全县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已有2473个。
“大包干”初见成效后好评如潮，多数宣传是实事求是的，少数领导却唱起了“高调”：“大包干”之后，逃荒要饭现象在凤阳已经绝迹。吉诏宏认为，过犹不及。肆意批评“大包干”不对，过头宣传也不妥。于是，他就在不同场合，对“胡吹风”提出批评。不久，“吉诏宏反对‘大包干’”的议论不胫而走，四处扩散。接着，他被安排去省委党校学习，借以反省。可是，学习一结束，爱认死理的吉诏宏回到凤阳，继续与“胡吹风”唱“对台戏”。地委的一位领导当面批评他：“你从党校学习回来的言行影响不好！”吉诏宏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心甘情愿做这样实事求是的人！”
1980年4月30日，滁县地委作出决定，免去吉诏宏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长职务，调回地区科委担任副主任。从此，吉诏宏在“大包干”中的“第一推手”作用，再也无人提及，连《凤阳县志》等重要文献上都是空白。1983年，57岁的他就主动提交离休申请书，并被组织上批准。从此，吉诏宏不再参与世事纷争。
（摘自《名人传记》 余音顾培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