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牛蛙外交”轶事（下）
1962年6月10日，古巴牛蛙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水产部联系国内航空机构转运。在“牛蛙小组”的护送下，400只牛蛙依照50%、30%、20%的比例，分别送往广州、南京、上海的水产院校和水产养殖试验场。
6月14日，最后一批牛蛙运抵广州芳村养殖场，古巴牛蛙全部分送完毕。据外交部档案记载，400只牛蛙中，仅仅死亡11只。在国际和国内将近10天的连环运输中，牛蛙的存活率达到97%。这在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下，不可不谓是一个“奇迹”。
作为一路接运的专家，张兴忠送牛蛙回南京、苏锦祥送牛蛙回上海，各自完成交接任务后，再返北京。按上级要求，向水产部、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汇报情况，并撰写牛蛙繁育及养殖的书面报告。6月29日，“卡斯特罗赠送古巴牛蛙给中国”的新闻稿终于通过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并刊登在第二天的国内各大报上。
与此同时，牛蛙作为“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国礼，各接收省份将它当作一项重大而光荣的政治使命，调动了本地水产养殖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进行重点繁育，并向更多的地方推广。很快，古巴牛蛙就遍及全国20多个省份。1962年9月，水产部专门在京召开了一次全国范性的养蛙工作经验交流和总结会议，会议规模、参会人数均创下中国养蛙历史纪录。
自1962年至1964年，牛蛙从原来的新名词，渐渐成为当时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常见词。不少人都翘首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尝尝这传说中“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蛙肉。但客观地讲，当年有机会一尝其味的中国人只能用凤毛麟角来形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职于中国文化部的黎之老人，在回忆文章中不无遗憾地提到了他与牛蛙“失之交臂”的故事：1964年10月中旬，他代表文化部赴钓鱼台国宾馆十号楼，参与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在起草和定稿过程中，周总理、陈老总常常来参加会议讨论或看望大家。有一次，吃中饭时，陈毅告诉大家，明天他请大家吃牛蛙。闻此消息，在场者皆充满期待。“第二天中饭时，我同桌的几个从未吃过牛蛙的人，一见到肉类，就猜：这大概是牛蛙。饭后，陈老总宣布，今天没有牛蛙，我打招呼晚了，来不及准备。举座大笑。”不难看出，当年即便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宴会厅，哪怕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做东，想要招待客人吃牛蛙，也非轻而易举之事。在中央尚如此，在地方、在民间更可想而知。
就这样，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牛蛙由新闻报道中的常见词而演变为另一种传奇，它不再只是“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周总理的国礼”，而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念。据一位水产养殖场的职工家属回忆，当年他们养殖场是所在省唯一的繁育牛蛙基地，该单位负责人因为讨好上级，私自拿了几只牛蛙相赠，结果被群众检举揭发，因此受到惩处，身败名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牛蛙因其赠与者是卡斯特罗，受到了非一般的政治礼遇，更因它的难以得到，愈发显得稀奇和珍贵。
牛蛙在中国的安家落户，也牵动着两国领导人的关心与挂念。中国总理周恩来曾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人”来形容中古友谊，在牛蛙落户中国的头一年，周总理为此专门致信卡斯特罗表示衷心的感谢。
卡斯特罗对于牛蛙，同样也是牵记在心，每次接见我代表团时都问及此事，而中方代表团访问古巴或拜会卡斯特罗时，也有一“保留节目”，那就是汇报古巴牛蛙在中国的近况，卡斯特罗对此总是致以由衷的感谢，并表示“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对于牛蛙这些小事这么关心，做得这么尽心”。
但凡当时有古巴代表团访问中国，除了安排参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农业及旅游景点外，还会安排当地的牛蛙养殖基地。
可惜，天未能遂人愿。在内外因交缠的历史背景下，牛蛙的命运又慢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65年，也就是古巴牛蛙落户中国后的第三年，一团愈来愈浓重的阴云笼罩在中古之间：中苏关系宣告破裂，北京与哈瓦那的关系起了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四清”、“文革”等运动，声势浩大，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不由己地裹挟其中，其中当然也少不了那些水产院所、水产养殖场的科研人员们。
位于上海青浦赵巷的青浦淡水养殖试验场，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养殖牛蛙的几口鱼塘和水泥池，只是牛蛙早已不见了踪影。作为1962年第一批引进古巴牛蛙养殖的地方科研机构之一，该场经过几年的饲养驯化，牛蛙产卵时间逐年提早，产卵量也不断增加。科研人员在原有牛蛙养殖技术上又推陈出新，改用养鱼专用的河塘来饲养牛蛙蝌蚪，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也提高了蝌蚪的成活率。可以说，他们当年的牛蛙养殖技术，在中国已属领先。
但当进入1966年，牛蛙的成活率却已不是水产学家们所能掌控的了。随着大批科研人员投入“运动”，原本熙攘的研究室人去屋渐空。而同时，一封封群众来信写往上级单位，反映养殖场以高成本精养牛蛙，却又无法大量投产。为此，上级领导综合各方意见后，养殖场采取了缩减成本，扩大牛蛙产量的尝试：将牛蛙放入农田野生放养。但野外放养的牛蛙，一方面缺少饵料，另一方面当时农田往往大量喷洒农药，土质和水质均受影响，牛蛙或因饥饿，或因中毒，相继而亡。
为此，该场领导曾试图向外单位取经。但当年曾接收并推广牛蛙养殖的20多个省、市，绝大部分不再从事牛蛙养殖繁育，那些曾作为先进典型的研究院所，也早已停止了试验工作。经过一番权衡利弊的抉择，养殖场负责人在与“革命群众”充分研究讨论后，达成了共识：“牛蛙对我国国民经济意义不大，今后不准备继续饲养，现存约120只种蛙将联系处理。”最终，这些曾经带给人们光荣与使命的牛蛙，被一池一池地放归于公园的河塘中，从此不知去向。
和上海一样，其他省份的古巴牛蛙，也大多以流放野外、回归自然而告终。从1962年到1966年，因卡斯特罗赠送牛蛙而引发的这一波牛蛙养殖浪潮，由盛及衰，就此偃旗息鼓。
（摘自《档案春秋》 周晓瑛/文2014年12期）
6月14日，最后一批牛蛙运抵广州芳村养殖场，古巴牛蛙全部分送完毕。据外交部档案记载，400只牛蛙中，仅仅死亡11只。在国际和国内将近10天的连环运输中，牛蛙的存活率达到97%。这在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下，不可不谓是一个“奇迹”。
作为一路接运的专家，张兴忠送牛蛙回南京、苏锦祥送牛蛙回上海，各自完成交接任务后，再返北京。按上级要求，向水产部、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汇报情况，并撰写牛蛙繁育及养殖的书面报告。6月29日，“卡斯特罗赠送古巴牛蛙给中国”的新闻稿终于通过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并刊登在第二天的国内各大报上。
与此同时，牛蛙作为“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国礼，各接收省份将它当作一项重大而光荣的政治使命，调动了本地水产养殖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进行重点繁育，并向更多的地方推广。很快，古巴牛蛙就遍及全国20多个省份。1962年9月，水产部专门在京召开了一次全国范性的养蛙工作经验交流和总结会议，会议规模、参会人数均创下中国养蛙历史纪录。
自1962年至1964年，牛蛙从原来的新名词，渐渐成为当时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常见词。不少人都翘首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尝尝这传说中“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蛙肉。但客观地讲，当年有机会一尝其味的中国人只能用凤毛麟角来形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职于中国文化部的黎之老人，在回忆文章中不无遗憾地提到了他与牛蛙“失之交臂”的故事：1964年10月中旬，他代表文化部赴钓鱼台国宾馆十号楼，参与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在起草和定稿过程中，周总理、陈老总常常来参加会议讨论或看望大家。有一次，吃中饭时，陈毅告诉大家，明天他请大家吃牛蛙。闻此消息，在场者皆充满期待。“第二天中饭时，我同桌的几个从未吃过牛蛙的人，一见到肉类，就猜：这大概是牛蛙。饭后，陈老总宣布，今天没有牛蛙，我打招呼晚了，来不及准备。举座大笑。”不难看出，当年即便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宴会厅，哪怕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做东，想要招待客人吃牛蛙，也非轻而易举之事。在中央尚如此，在地方、在民间更可想而知。
就这样，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牛蛙由新闻报道中的常见词而演变为另一种传奇，它不再只是“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周总理的国礼”，而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念。据一位水产养殖场的职工家属回忆，当年他们养殖场是所在省唯一的繁育牛蛙基地，该单位负责人因为讨好上级，私自拿了几只牛蛙相赠，结果被群众检举揭发，因此受到惩处，身败名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牛蛙因其赠与者是卡斯特罗，受到了非一般的政治礼遇，更因它的难以得到，愈发显得稀奇和珍贵。
牛蛙在中国的安家落户，也牵动着两国领导人的关心与挂念。中国总理周恩来曾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人”来形容中古友谊，在牛蛙落户中国的头一年，周总理为此专门致信卡斯特罗表示衷心的感谢。
卡斯特罗对于牛蛙，同样也是牵记在心，每次接见我代表团时都问及此事，而中方代表团访问古巴或拜会卡斯特罗时，也有一“保留节目”，那就是汇报古巴牛蛙在中国的近况，卡斯特罗对此总是致以由衷的感谢，并表示“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对于牛蛙这些小事这么关心，做得这么尽心”。
但凡当时有古巴代表团访问中国，除了安排参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农业及旅游景点外，还会安排当地的牛蛙养殖基地。
可惜，天未能遂人愿。在内外因交缠的历史背景下，牛蛙的命运又慢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65年，也就是古巴牛蛙落户中国后的第三年，一团愈来愈浓重的阴云笼罩在中古之间：中苏关系宣告破裂，北京与哈瓦那的关系起了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四清”、“文革”等运动，声势浩大，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不由己地裹挟其中，其中当然也少不了那些水产院所、水产养殖场的科研人员们。
位于上海青浦赵巷的青浦淡水养殖试验场，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养殖牛蛙的几口鱼塘和水泥池，只是牛蛙早已不见了踪影。作为1962年第一批引进古巴牛蛙养殖的地方科研机构之一，该场经过几年的饲养驯化，牛蛙产卵时间逐年提早，产卵量也不断增加。科研人员在原有牛蛙养殖技术上又推陈出新，改用养鱼专用的河塘来饲养牛蛙蝌蚪，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也提高了蝌蚪的成活率。可以说，他们当年的牛蛙养殖技术，在中国已属领先。
但当进入1966年，牛蛙的成活率却已不是水产学家们所能掌控的了。随着大批科研人员投入“运动”，原本熙攘的研究室人去屋渐空。而同时，一封封群众来信写往上级单位，反映养殖场以高成本精养牛蛙，却又无法大量投产。为此，上级领导综合各方意见后，养殖场采取了缩减成本，扩大牛蛙产量的尝试：将牛蛙放入农田野生放养。但野外放养的牛蛙，一方面缺少饵料，另一方面当时农田往往大量喷洒农药，土质和水质均受影响，牛蛙或因饥饿，或因中毒，相继而亡。
为此，该场领导曾试图向外单位取经。但当年曾接收并推广牛蛙养殖的20多个省、市，绝大部分不再从事牛蛙养殖繁育，那些曾作为先进典型的研究院所，也早已停止了试验工作。经过一番权衡利弊的抉择，养殖场负责人在与“革命群众”充分研究讨论后，达成了共识：“牛蛙对我国国民经济意义不大，今后不准备继续饲养，现存约120只种蛙将联系处理。”最终，这些曾经带给人们光荣与使命的牛蛙，被一池一池地放归于公园的河塘中，从此不知去向。
和上海一样，其他省份的古巴牛蛙，也大多以流放野外、回归自然而告终。从1962年到1966年，因卡斯特罗赠送牛蛙而引发的这一波牛蛙养殖浪潮，由盛及衰，就此偃旗息鼓。
（摘自《档案春秋》 周晓瑛/文2014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