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牛蛙外交”轶事（上）
1962年，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赠送给我国一批大型食用牛蛙，各大报纸均在重要版面刊登了这一消息。看似并不“高大上”的小牛蛙，为何会引起两国高层的重视？它们来华之后发生了哪些值得回味的故事？如今国人日常所食的牛蛙又是否与此有关？
带着疑问，通过翻阅外交部档案，查找相关历史文献，并寻访当年亲历者……一段多年来鲜有人能完整知晓的“牛蛙外交”轶事，由此渐渐浮出了历史的水面。
1961年9月3日，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城区中心的中国大使馆，迎来了几位贵客。其中一位正是大名鼎鼎的古巴革命运动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陪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当时的工业部长、后来同样叱咤世界政治舞台的切·格瓦拉。
自1960年9月起，古巴成为西半球首个与社会主义中国建交的国家。对于这个敢于同美国叫板的美洲小国，及其革命运动的精神领袖卡斯特罗，中国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古巴革命有世界意义”。中古建交初期的关键人物——中国首任驻古大使申健，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上任伊始，他便与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建立了互信、友好的关系。除了在各种会议的正式场合中接触，申大使也将外交舞台延展到了大使馆的会客厅以及餐厅。而对于不拘小节、外向开朗的卡斯特罗来说，他似乎也更乐于去中国大使馆和申大使会面。在那里，双方围绕着两国间的文化、科技、商贸、农业领域合作，展开了一系列开诚布公、轻松自如的交谈，许多合作便是从这里擦出火花开始的。
当然，除了大使馆相对轻松的氛围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吸引卡斯特罗常常光顾于此的原因，这就是使馆厨房有一位烧得一手地道中国菜的大厨。常以中国美食“老饕”自居的卡斯特罗，酷爱此地几道名菜：松花蛋和糖醋鱼。每次来访，服务员也会在宴席上特意放一瓶他喜爱的桂花陈酒，并在刀叉之外，为其再备上一副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筷子。
这一天的使馆午宴，如同档案中所记载的那样，双方的话题首先还是围绕“吃”开始。申健大使向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介绍了中国水稻专家和蔬菜专家在古进行生产试验的最新情况。根据两国间所签署的《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中方将先后派遣北京鸭、淡水鱼和水稻等领域专家到古巴，教授当地人种植水稻、饲养此前未有过的鸭类和淡水鱼。从大米、蔬菜谈开，作为农场主儿子的卡斯特罗颇有心得。他甚至还在哈瓦那郊区建有一个家庭农场，养殖一些家禽，栽种四季蔬菜水果。说起中古各有特色的食材，申健大使话锋一转，谈起了古巴当地养殖的牛蛙。当时，古巴牛蛙繁殖已超过50多年的历史，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当地牛蛙生命力较强，繁育周期短，也因此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古巴全国约有8个冷冻公司专门经营牛蛙制品的对外出口，年出口额达到50万美元，牛蛙经济在古巴亦成为继蔗糖、雪茄后的另一项经济支柱产业。
申大使于是向两位古巴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请求，表示“中国很希望买一些牛蛙到中国试养”。对此，卡斯特罗当即表态，“完全可以”，并进一步表示“可以送一些给中国”。
卡斯特罗赠送牛蛙的消息，并没有通过“电报”、“信函”等很快传回国内。与中古双方此前互赠的机器设备或农作物不同，牛蛙是活物，纵身跳跃可达两米高，如何将其安全稳妥地运输，又如何解决其后续饲养问题，对此，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又经过了一番摸底。直到两个月以后，他们才正式告知北京，而传递消息并亲自落实此事的，正是申健大使本人。
这年11月，申健大使回国述职。在京期间，他专程拜会了国家科委主任武衡，向武主任介绍了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将要赠送我国牛蛙的情况，并建议派一支牛蛙工作小组，专程赴古巴考察当地养殖技术，完成古方所赠牛蛙的接收工作。
12月29日，就在申大使和武主任会面的一个月后，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致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就派“牛蛙小组”之事，正式作出回复。
与此同时，水产部也在紧张有序地安排选拔赴古巴考察牛蛙养殖技术及接收牛蛙回国的人员。很快赴古牛蛙接运小组成立，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张兴忠为组长，上海水产学院的青年教师苏锦祥为组员。
4月26日，“牛蛙小组”从北京出发，乘飞机飞赴古巴首都哈瓦那。水产部交给他们的使命是：“考察牛蛙的饲养，并接运古方赠送的牛蛙，计雌雄种蛙各200只。”
当时正赶上“五一”劳动节，除了应邀出席隆重节庆活动，张兴忠和苏锦祥在哈瓦那养鱼场场长的陪同下，前往首都及周边的各个省份，参观古巴渔业合作社、水晶宫、养鱼中心、罐头厂、冷炼厂，了解牛蛙的日常习性及加工流程。
除了与牛蛙养殖有关的考察参观，他们还走街串巷，了解加勒比海岸的风土人情，也发现了不少当地独有的与牛蛙有关的风景线。
对于传说中“鲜美异常”的牛蛙肉，在苏锦祥印象中古巴人自己倒是很少吃，反而以出口为主，“不过古巴国内一些饭店也有蛙腿卖，我们吃过一次，肉很鲜美，口感像是鸡肉。”
转眼进入6月，考察临近尾声，有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如何在长时间空中飞行后，保证这些活蹦乱跳的牛蛙们尽可能“鲜活”地被带回北京？为此，“牛蛙小组”可以说花费了很大一番心思。一方面，他们精心挑选了古巴西部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野生牛蛙作为采集来源，那里的牛蛙长期生活在天然池塘中，活力及繁育能力在古巴牛蛙中属于上乘。对于捕捉到的牛蛙，他们和古巴专家一起严格把关，精挑细选，保证入选牛蛙皆以“青壮年”为主。此外，他们还在哈瓦那水产养殖场多次进行长途运输模拟试验，最终筛选出一种圆筒分层的运输箱作为容器，将牛蛙与浸过水的海绵放在一起，保证路途中一定的温、湿度环境，并可避免剧烈碰撞。
古巴政府为配合牛蛙的中国之旅，也是一路大开“绿灯”，他们特意开具了一张证明，写明这批动物是作为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中国政府的礼物，并主动承担了包括运费在内的全部费用。正式启程前，古巴有关机构，早已开具好了牛蛙的检验检疫证明，并联系捷克、苏联等国航空公司进行托运，“牛蛙小组”仅需负责牛蛙的押送和沿途照顾，这样一来，中途换机转运的一切手续，都由航空公司之间负责接办，为中方省去了不少麻烦。
1962年 6月 5日，200对共400只古巴牛蛙被装入十几只白铁皮运输箱，在“牛蛙小组”的护送下，登上了从哈瓦那机场起飞的航班。由于西方的封锁，古巴对外交通颇费周折，他们须从哈瓦那出发，途经捷克布拉格转机，飞往苏联莫斯科后再转乘中国民航飞机。待这些特别的古巴小客人抵达北京，已是五天以后。
（摘自《档案春秋》 周晓瑛/文2014年第12期）
带着疑问，通过翻阅外交部档案，查找相关历史文献，并寻访当年亲历者……一段多年来鲜有人能完整知晓的“牛蛙外交”轶事，由此渐渐浮出了历史的水面。
1961年9月3日，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城区中心的中国大使馆，迎来了几位贵客。其中一位正是大名鼎鼎的古巴革命运动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陪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当时的工业部长、后来同样叱咤世界政治舞台的切·格瓦拉。
自1960年9月起，古巴成为西半球首个与社会主义中国建交的国家。对于这个敢于同美国叫板的美洲小国，及其革命运动的精神领袖卡斯特罗，中国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古巴革命有世界意义”。中古建交初期的关键人物——中国首任驻古大使申健，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上任伊始，他便与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建立了互信、友好的关系。除了在各种会议的正式场合中接触，申大使也将外交舞台延展到了大使馆的会客厅以及餐厅。而对于不拘小节、外向开朗的卡斯特罗来说，他似乎也更乐于去中国大使馆和申大使会面。在那里，双方围绕着两国间的文化、科技、商贸、农业领域合作，展开了一系列开诚布公、轻松自如的交谈，许多合作便是从这里擦出火花开始的。
当然，除了大使馆相对轻松的氛围外，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吸引卡斯特罗常常光顾于此的原因，这就是使馆厨房有一位烧得一手地道中国菜的大厨。常以中国美食“老饕”自居的卡斯特罗，酷爱此地几道名菜：松花蛋和糖醋鱼。每次来访，服务员也会在宴席上特意放一瓶他喜爱的桂花陈酒，并在刀叉之外，为其再备上一副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筷子。
这一天的使馆午宴，如同档案中所记载的那样，双方的话题首先还是围绕“吃”开始。申健大使向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介绍了中国水稻专家和蔬菜专家在古进行生产试验的最新情况。根据两国间所签署的《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中方将先后派遣北京鸭、淡水鱼和水稻等领域专家到古巴，教授当地人种植水稻、饲养此前未有过的鸭类和淡水鱼。从大米、蔬菜谈开，作为农场主儿子的卡斯特罗颇有心得。他甚至还在哈瓦那郊区建有一个家庭农场，养殖一些家禽，栽种四季蔬菜水果。说起中古各有特色的食材，申健大使话锋一转，谈起了古巴当地养殖的牛蛙。当时，古巴牛蛙繁殖已超过50多年的历史，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当地牛蛙生命力较强，繁育周期短，也因此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古巴全国约有8个冷冻公司专门经营牛蛙制品的对外出口，年出口额达到50万美元，牛蛙经济在古巴亦成为继蔗糖、雪茄后的另一项经济支柱产业。
申大使于是向两位古巴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请求，表示“中国很希望买一些牛蛙到中国试养”。对此，卡斯特罗当即表态，“完全可以”，并进一步表示“可以送一些给中国”。
卡斯特罗赠送牛蛙的消息，并没有通过“电报”、“信函”等很快传回国内。与中古双方此前互赠的机器设备或农作物不同，牛蛙是活物，纵身跳跃可达两米高，如何将其安全稳妥地运输，又如何解决其后续饲养问题，对此，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又经过了一番摸底。直到两个月以后，他们才正式告知北京，而传递消息并亲自落实此事的，正是申健大使本人。
这年11月，申健大使回国述职。在京期间，他专程拜会了国家科委主任武衡，向武主任介绍了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将要赠送我国牛蛙的情况，并建议派一支牛蛙工作小组，专程赴古巴考察当地养殖技术，完成古方所赠牛蛙的接收工作。
12月29日，就在申大使和武主任会面的一个月后，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致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就派“牛蛙小组”之事，正式作出回复。
与此同时，水产部也在紧张有序地安排选拔赴古巴考察牛蛙养殖技术及接收牛蛙回国的人员。很快赴古牛蛙接运小组成立，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张兴忠为组长，上海水产学院的青年教师苏锦祥为组员。
4月26日，“牛蛙小组”从北京出发，乘飞机飞赴古巴首都哈瓦那。水产部交给他们的使命是：“考察牛蛙的饲养，并接运古方赠送的牛蛙，计雌雄种蛙各200只。”
当时正赶上“五一”劳动节，除了应邀出席隆重节庆活动，张兴忠和苏锦祥在哈瓦那养鱼场场长的陪同下，前往首都及周边的各个省份，参观古巴渔业合作社、水晶宫、养鱼中心、罐头厂、冷炼厂，了解牛蛙的日常习性及加工流程。
除了与牛蛙养殖有关的考察参观，他们还走街串巷，了解加勒比海岸的风土人情，也发现了不少当地独有的与牛蛙有关的风景线。
对于传说中“鲜美异常”的牛蛙肉，在苏锦祥印象中古巴人自己倒是很少吃，反而以出口为主，“不过古巴国内一些饭店也有蛙腿卖，我们吃过一次，肉很鲜美，口感像是鸡肉。”
转眼进入6月，考察临近尾声，有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如何在长时间空中飞行后，保证这些活蹦乱跳的牛蛙们尽可能“鲜活”地被带回北京？为此，“牛蛙小组”可以说花费了很大一番心思。一方面，他们精心挑选了古巴西部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野生牛蛙作为采集来源，那里的牛蛙长期生活在天然池塘中，活力及繁育能力在古巴牛蛙中属于上乘。对于捕捉到的牛蛙，他们和古巴专家一起严格把关，精挑细选，保证入选牛蛙皆以“青壮年”为主。此外，他们还在哈瓦那水产养殖场多次进行长途运输模拟试验，最终筛选出一种圆筒分层的运输箱作为容器，将牛蛙与浸过水的海绵放在一起，保证路途中一定的温、湿度环境，并可避免剧烈碰撞。
古巴政府为配合牛蛙的中国之旅，也是一路大开“绿灯”，他们特意开具了一张证明，写明这批动物是作为卡斯特罗总理赠送给中国政府的礼物，并主动承担了包括运费在内的全部费用。正式启程前，古巴有关机构，早已开具好了牛蛙的检验检疫证明，并联系捷克、苏联等国航空公司进行托运，“牛蛙小组”仅需负责牛蛙的押送和沿途照顾，这样一来，中途换机转运的一切手续，都由航空公司之间负责接办，为中方省去了不少麻烦。
1962年 6月 5日，200对共400只古巴牛蛙被装入十几只白铁皮运输箱，在“牛蛙小组”的护送下，登上了从哈瓦那机场起飞的航班。由于西方的封锁，古巴对外交通颇费周折，他们须从哈瓦那出发，途经捷克布拉格转机，飞往苏联莫斯科后再转乘中国民航飞机。待这些特别的古巴小客人抵达北京，已是五天以后。
（摘自《档案春秋》 周晓瑛/文201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