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1版:要闻

党徽,在“五水共治”中闪光

——我省农村党员积极投身“五水共治”掠影

  □本报记者 陈鎏琰
  在长兴县龙山新区西峰坝村合溪新港里,村党支部书记徐根南和村民们一起驾驶着一艘“簸箕”形的清理船清理河道垃圾。这艘船的船体用钢板焊成,船头做成簸箕状,在河道里开上一圈,垃圾就被“吞”进船肚子里。村民们敬佩地说:“这艘船是徐书记自掏腰包2万元设计制造的!”随着打捞船一路前行,河道里的垃圾越来越少,河水越来越清……
  像徐根南一样,今年以来,我省农村的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五水共治”的号召,争当治水先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入党誓言,为群众作出了表率。
脏活累活 党员率先
  今年1月,金华市婺城区正式启动长湖综合治理工作。综合治理工程刚上马,就面临难题:春节就在眼前,外来务工人员已纷纷踏上返乡的旅程,本想让外来务工人员参加清理的计划难以实现;本地群众则嫌长湖又臭又脏,清理工作太辛苦,存在畏难情绪。破解劳动力紧缺的难题成了工程实施的当务之急。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冲”在前,当起治水的先锋。
  乾西乡上陈社区所涉的长湖段由于沿岸生活垃圾和工厂废水等污染,几年间已经染上了一层厚厚的“污迹”,虽然1月份并不是水葫芦的生长旺季,但仍有不少水葫芦遮住湖面。要整治长湖,首先就要把湖面上的水葫芦清理干净,而清理水葫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打捞。长湖湖面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起初,村民们都不太愿意下水。面对这一状况,社区主任、党员陈海春身先士卒,第一个下水清理水葫芦。接着,村里的其他党员和干部也都入湖打捞水葫芦。1个、2个、5个……越来越多的村民被党员的行动所感染,自发参与水面清理。“最多时,村里同时有30多位村民参加。”陈海春告诉记者。为加快进度,陈海春还自费请来“铁家伙”——挖掘机帮忙,不到一个月,上陈村涉及的几万平方米湖面就被清理干净了。
  在这场与水葫芦的较量中,党员干部处处展现出先锋模范作用。社区监委会委员、党员杜暖旺已年近60,带头下长湖打捞水葫芦;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军华跑前跑后指挥劳动,协调机械作业,还时时处处关注着大家安全……经过半年的努力,如今,长湖已进入清淤阶段。
  链接:为更好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想出各种“高招”。浦江县在全县推广网格化组团模式,每2—5名党员成立一个小组,负责监督自己区块内的池塘沟渠、河段、养殖场、沙场、企业等“五水共治”工作,上门宣传治水护水政策,监督劝阻乱排污水行为;临海市建立“党员清洁日”制度,党员带头清理环境卫生,加强源头管控工作。此外,每个党员还承担着“五水共治”义务宣传员的任务,以党员所在的家庭为单位网格,以户为单位进行辐射,宣传治水。
难题困扰 党员破解
  桐乡市高桥镇政协联络处主任曾正君是高桥镇“总河长”。年初走马上任后她发现,高桥镇主干河发黑发臭的重要原因,是沿岸20多家豆制品企业及小作坊将产生的污水及豆渣直接排入河道所致。为此,她打算挨家挨户上门沟通,希望企业将污水排入管网。但是,刚到第一家豆制品企业,一个难题就摆在了她的面前。高桥镇最大的豆制品生产企业——生欢豆制品公司负责人吕明生在得知曾正君的来意后,无奈地说道:“我们也想把污水处理好,但污水处理费实在是太高了,我们企业本来就薄利多销,这么高的费用实在难承受。”原来,按照当地污水处理厂的收费标准,豆制品企业每吨污水处理费高达15元,“企业每年仅污水处理费就要几十万元。”吕明生说。
  曾正君接连跑了几家豆制品企业,听到的反映都是污水处理费过高的问题。要让企业做好治水工作,也得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不能让企业吃亏。曾正君告诉记者,既然企业愿意治污,只是苦于费用过高,那就从解决污水处理费着手。为此,她一次次奔波于桐乡市水务集团和豆制品企业之间,就费用问题进行协商,“有时候一个星期来回要跑四五趟”。在水务集团,曾正君详细介绍了本镇豆制品生产企业的经营情况,反映他们的难处,希望水务集团适当降低污水处理的费用;在各家生产企业,曾正君则向他们反复宣传“五水共治”的重要性,并仔细核算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污水处理费用。
  经过3个月的努力,桐乡市水务集团不仅为该镇专门铺设污水管网,还按每吨2.2元的价格接纳企业污水。困扰着豆制品企业污水处理的难题终于破解了。
  链接:党员干部在治水中不光身先士卒,同时也干出了一件件真正惠民利民的实事,通过排忧解难,推动“五水共治”的顺利开展。衢州市基层党支部每月召开一次治水护水民情恳谈会,向群众征集治水意见。富阳市188名大学生“村官”党员联合发出倡议,号召全省1万多名大学生“村官”投身“五水共治”的行动中去。他们组成“治水先锋队”,深入全市农村调研水情,计划用一年时间,制作一部详实的《富阳乡村水报告》。
顾全大局 党员带头
  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高田陈社区养猪大户李春娟,在当地可是远近闻名的。几个月前,身为党员的她,积极响应“三改一拆”号召,首先拆除了自家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的养猪场,在当地传为美谈。如今,她又在为转产而忙碌着。
  李春娟是高田陈社区最早几个从事生猪养殖的农户之一。1989年,她贷款从外地买了55头小猪,建起了一个小型猪棚,开始了自己的养猪生涯。随着事业越做越大,原先的小型猪棚已不适应。2001年,她租了杭金衢高速公路旁一块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的闲置土地,新建了养猪场。
  今年初,萧山启动生猪禁限养计划,要求临浦镇关停建在禁养限养区内的46家生猪养殖场。李春娟的养猪场正好属于拆迁范围。“我当时就想,作为一名党员,如果不带头拆,群众工作就没法展开。”于是,李春娟一边拆迁,一边四处联系客户销售自己饲养的800多头生猪。“有的小猪才刚断奶就要贱卖出去,当时实在是有些不忍心。”李春娟说,猪棚拆了,猪卖了,每年减少养殖收益大概在10万元左右。尽管如此,她毫无怨言,“我是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五水共治’这样造福后代的事,我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响应,起带头作用。”在李春娟等党员的影响下,高田陈社区率先在临浦镇全部拆除了禁养限养区内的猪舍。
  链接:我省农村党员舍小利顾大局的典型不在少数:桐庐县合村乡三源村党员陈良友主动拆除了自家建在麻溪河道边的养猪场,为合村乡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带了好头;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观音堂村党员曹水翔,带头拆除2000平方米的温室甲鱼棚,虽然为此损失了个人的利益,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我是党员我带头”的榜样力量;江山市上余镇李坪村党员李勤、龚佳龄和李清冒着大雨,连夜帮助群众抗灾救灾,却没顾得上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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