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排名将被取消
我国信访制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笔者近日从权威部门获悉，国家对各省（区、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
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因与地方党政领导政绩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截访”。
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点对点”通报制度，并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
专家表示，这种做法将抑制拦访、截访等现象，并建议一直推行到县级政府。
“排名”异化，各地截访花样频出
“信访排名”制度始于2005年1月，措辞严厉的《信访条例》修订完成，并从当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据这部《信访条例》的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一名基层信访工作人员说，上述“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的规定，最终演变为“以排名的形式通报”。
从此，国家信访部门每月会对各省(区、市)“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各省（区、市）信访部门也会对各地市排名，直至县（市、区）及乡镇政府。
由于信访案件多发于基层，县（市、区）级及乡镇政府的信访工作，随即成为对当地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
这一指标又逐步演化为：各级党政领导成为信访责任人，其管辖的辖区内访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党政领导的政绩直接挂钩。
异化的“信访排名”给当地党政官员带来压力，他们想方设法“减少”“非正常上访”。“上访者”被殴打、被非法拘禁等屡有发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替地方截访的“黑保安”。
政界学界呼吁取消信访排名
近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取消信访排名的呼声一直不断。一些地方的党政负责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名基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说：“信访制度本身为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救济渠道，但指标化容易引起基层政府和个别访民的‘双重越位’。”
他解释说，基层政府截访，而个别访民摸透了地方政府害怕进京上访的心理，频频越级上访，明明已经拿到了合理补偿，却要求不切实际的巨额补偿。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这让基层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实际上，早在2004年下半年，研究者已经预判到“信访排名”可能产生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长期关注信访制度。他撰文称，搞信访排名，“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
于建嵘说，“信访排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通过排名、通报制度约束地方政府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但近年来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个阶段社会各类矛盾凸显，信访案件数量上升是一个客观现实。
“制度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很可能在转型期压力过大的问题。”于建嵘认为。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在当前拦访截访频发的时期，取消排名通报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十八大后，我国已经开始在部分省（区、市）进行取消排名的试点。
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
中央政法委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信访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总量有所下降。这些信访案件的覆盖领域包括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社保、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教育卫生、涉法涉诉等。
这些领域侵害民众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因片面追求“土地生财”，违法违规征用农民土地，有的地方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过低，甚至采用粗暴手段野蛮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还有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过度迁就开发商的利益，与民争利，造成上访不断，甚至发生了规模性群体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
相关人士表示，近年来，一些地方不是在畅通信访渠道、解决信访问题上下功夫，而是在简单的稳控信访群众甚至拦卡堵截上做文章，个别地方甚至与“黑保安”勾结，非法限制上访群众人身自由。“这种错误行为，严重伤害群众感情，侵犯群众信访权利。要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信访权利的错误做法。”这位人士表示。
信访工作不再简单地以信访数量多少为评价标准，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通报。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完善信访约谈制度，帮助地方反省问题，研究对策，督促落实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确保对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解决到位。
于建嵘认为，这将对拦访、截访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同时还将对地方的信访工作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
据了解，中央对信访制度的改革，不仅限于取消“信访排名”。中央有关部门的新思路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前置，避免更多的矛盾涌入信访。
中央的新思路目前已在浙江、江苏等地试点，如何在当地化解矛盾是试点的重要内容。浙江一些地方还尝试“老娘舅”调解等方式，化解基层矛盾。
马怀德表示，除了矛盾化解前置外，建立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真正做到司法公正，信访的压力才会真正减小。 邢世伟
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因与地方党政领导政绩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截访”。
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点对点”通报制度，并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
专家表示，这种做法将抑制拦访、截访等现象，并建议一直推行到县级政府。
“排名”异化，各地截访花样频出
“信访排名”制度始于2005年1月，措辞严厉的《信访条例》修订完成，并从当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据这部《信访条例》的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一名基层信访工作人员说，上述“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的规定，最终演变为“以排名的形式通报”。
从此，国家信访部门每月会对各省(区、市)“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各省（区、市）信访部门也会对各地市排名，直至县（市、区）及乡镇政府。
由于信访案件多发于基层，县（市、区）级及乡镇政府的信访工作，随即成为对当地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
这一指标又逐步演化为：各级党政领导成为信访责任人，其管辖的辖区内访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党政领导的政绩直接挂钩。
异化的“信访排名”给当地党政官员带来压力，他们想方设法“减少”“非正常上访”。“上访者”被殴打、被非法拘禁等屡有发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替地方截访的“黑保安”。
政界学界呼吁取消信访排名
近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取消信访排名的呼声一直不断。一些地方的党政负责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名基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说：“信访制度本身为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救济渠道，但指标化容易引起基层政府和个别访民的‘双重越位’。”
他解释说，基层政府截访，而个别访民摸透了地方政府害怕进京上访的心理，频频越级上访，明明已经拿到了合理补偿，却要求不切实际的巨额补偿。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这让基层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实际上，早在2004年下半年，研究者已经预判到“信访排名”可能产生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长期关注信访制度。他撰文称，搞信访排名，“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
于建嵘说，“信访排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通过排名、通报制度约束地方政府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但近年来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个阶段社会各类矛盾凸显，信访案件数量上升是一个客观现实。
“制度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很可能在转型期压力过大的问题。”于建嵘认为。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在当前拦访截访频发的时期，取消排名通报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十八大后，我国已经开始在部分省（区、市）进行取消排名的试点。
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
中央政法委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信访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总量有所下降。这些信访案件的覆盖领域包括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社保、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教育卫生、涉法涉诉等。
这些领域侵害民众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因片面追求“土地生财”，违法违规征用农民土地，有的地方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过低，甚至采用粗暴手段野蛮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还有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过度迁就开发商的利益，与民争利，造成上访不断，甚至发生了规模性群体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
相关人士表示，近年来，一些地方不是在畅通信访渠道、解决信访问题上下功夫，而是在简单的稳控信访群众甚至拦卡堵截上做文章，个别地方甚至与“黑保安”勾结，非法限制上访群众人身自由。“这种错误行为，严重伤害群众感情，侵犯群众信访权利。要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信访权利的错误做法。”这位人士表示。
信访工作不再简单地以信访数量多少为评价标准，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通报。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完善信访约谈制度，帮助地方反省问题，研究对策，督促落实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确保对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解决到位。
于建嵘认为，这将对拦访、截访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同时还将对地方的信访工作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
据了解，中央对信访制度的改革，不仅限于取消“信访排名”。中央有关部门的新思路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前置，避免更多的矛盾涌入信访。
中央的新思路目前已在浙江、江苏等地试点，如何在当地化解矛盾是试点的重要内容。浙江一些地方还尝试“老娘舅”调解等方式，化解基层矛盾。
马怀德表示，除了矛盾化解前置外，建立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真正做到司法公正，信访的压力才会真正减小。 邢世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