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防艾组织注册之困
“就像在寒冬中看到了迎春花儿”，近日，北京民间防艾组织“你好，志愿者”负责人肖冬盯着网上转载的报道一阵感慨。
让他如此兴奋的，是卫生部疾控局副巡视员孙新华的一番表态：“卫生部、民政部正在会商，有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联合发文，对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予以（登记）注册便利。”对于艾滋病高危人群中自我繁育的民间防艾组织，这代表着政府对其认同和支持，“看到了希望，但冬天还没过去。”感慨过后，肖冬说。
现状 没有身份的尴尬
“你好，志愿者”是北京最活跃的民间防艾机构之一，志愿者全部来自男男同性恋人群，致力于为这个易受艾滋病病毒侵害的人群开展疫情检测、行为干预和感染者关怀服务。
然而，成立8年来，“你好，志愿者”几经更名却始终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既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也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这意味着他们没有银行账号、公章，很难像民政注册的社会组织一样申请到政府购买服务。
2005年以来，“你好，志愿者”先后配合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朝阳、西城、石景山等区县疾控中心，完成了多项“男同”人群的艾滋病检测、干预项目。
但这些项目资金，“你好，志愿者”无法直接获得，只能先打入疾控部门、性艾协会、预防医学会或朋友公司的账户。“有时候活动需要用钱，但这些单位负责人不在，无法审批，就只能干着急。”
在民间防艾领域，“你好，志愿者”的境遇，并非个案。
孙新华坦言，全国各省约有1000多家民间防艾组织，“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登记的问题”。据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和卫生疾控部门有联系的民间防艾组织大约60多家，绝大多数没有登记注册。
11月26日“仁爱社区”负责人程祥，代表北京民间防艾组织被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接见。程祥说，“仁爱社区”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志愿者连工资、三险一金这些基本保障都没有，“更不要提职业荣誉感”。
程祥坦言，除了自己，“仁爱社区”的其他志愿者全是兼职，只能按项目或活动，拿到短期的劳务补助，这导致“志愿者队伍流失很快”。
尝试 难以跨越的门槛
2010年，一场看似到来的转机，却让肖冬再次失望。
那年底，北京市社工委开始枢纽型社会组织认定工作，表示要培育、扶持民间社会组织，“放开”登记门槛。第二年初，肖冬拿着准备好的材料满怀希望地找到朝阳区民政局社团办。但工作人员一句话就把他顶回来了。工作人员说，要在民政部门登记，仍然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肖冬连资料袋都没打开，扭头回来了。
根据现行法规，民间组织要在民政部注册，还须先找到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两个婆婆”的监管体制，是民间组织注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服气的肖冬开始找业务主管部门。朝阳区疾控中心一直与“你好，志愿者”合作密切。肖冬记得，数年前，朝阳区卫生局局长师勇曾说，未来可以考虑让朝阳区疾控中心做“你好，志愿者”的业务主管。但面对肖冬的请求，朝阳区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也颇为为难地拒绝了他。拥有合法身份的梦想，只能再次搁浅。
今年年中，看到“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报道，也为了顺利争取到中国疾控中心有关“男同”人群防艾的项目，肖冬再次为注册做准备。
他想去市民政局碰碰运气。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了。中秋节前，北京市性艾协会邀请市民政局社团办相关负责人座谈，希望民政部门了解民间防艾组织的工作，并能为民间防艾组织注册“行些便利”。
肖冬和程祥都参与其中。程祥说：“听了民政部门的介绍，觉得注册更难了”，仅“注册资金需要几万元”这一“门槛”就让这些“草根组织”无力跨过。
未来 资金链条的隐忧
让肖冬最担心的是，如果“你好，志愿者”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身份，将要面临开支增大的难题。
11月26日，已经注册为“民非”的北京康众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王若涛向李克强说出自己在注册后的困难：虽为公益组织，却仍需按收入缴纳营业税。
此外，成立民非单位，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必须有单独的财务人员，否则很难通过年检，这些增加的固定开支，对运行资金捉襟见肘的社会组织来说，都将成为新的负担。王若涛希望，国家不仅能在民间组织注册上出台扶持政策，在税收等问题上也给予民间组织更多优惠。不仅如此，对未来，诸多“草根组织”最担心的还是项目资金保障问题。
长期与民间防艾组织合作的北京性艾协会会长郑志伟说，目前，绝大多数民间防艾组织的运行，依靠国际基金开展的防艾项目。
以北京为例，中盖项目和全球基金每年将三四百万元资金投入京防艾项目，通过北京性艾协会，向全市近20家较活跃的民间防艾组织分配。此外，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每年也会向防艾社会组织下拨一些活动支持资金，“每年二三十万元左右。”郑志伟坦言。
但最晚到明年8月，两项国际防艾资助将全部结束，郑志伟说，如果政府支持跟不上，来自高危人群中的民间防艾组织多数将“熬不过去”。
2005年以来，2万多人次接受了“你好，志愿者”开展的艾滋病快检服务，300余人因此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接受国家关怀治疗，这让肖冬有些担心，如果资金链断裂，培养起来的工作模式将付之东流。
■回应
注册难度将下降
11月26日，卫生部座谈会上，李克强强调，在防治艾滋病领域，社会组织的作用特殊、不可替代；而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同样需要发挥好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作用。当天，李克强还指出，要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社会组织以扶持，研究建立防艾基金，多元出资给予支持。
程祥对注册又有了希望，“这意味着组织更规范，有更多申请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人员也会更稳定”。
据了解，目前有关社会组织登记条例正在修订，“两个婆婆”的管理模式有望改变。近日，民政部民管局副局长刘忠祥说，民间防艾组织作为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今后在民政部门注册应该“难度不大”。
一方面，很多地方陆续出台政策，对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不再需要找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疾控中心可以作为业务指导；另一方面，一些尚未开展“直接登记”的地方，民间防艾组织或可以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以便更好地开展活动，申请政府购买服务。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则承诺，国外防艾资金撤出后，北京市卫生局会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这些防艾专项财政资金，也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公开、透明地向防艾社会组织招标。防艾服务的政府购买，不会以“是否在民政部门注册”为条件，而是“以能力，以服务贴近性、有效性”为评判标准。
肖冬说，最终能否在民政部门注册，并非关键问题，关键是政府部门能否开放更多资源，愿意和民间“草根组织”合作开展防艾工作。
（摘自《新京报》 魏铭言 李禹潼/文 2012年11月30日）
让他如此兴奋的，是卫生部疾控局副巡视员孙新华的一番表态：“卫生部、民政部正在会商，有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联合发文，对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予以（登记）注册便利。”对于艾滋病高危人群中自我繁育的民间防艾组织，这代表着政府对其认同和支持，“看到了希望，但冬天还没过去。”感慨过后，肖冬说。
现状 没有身份的尴尬
“你好，志愿者”是北京最活跃的民间防艾机构之一，志愿者全部来自男男同性恋人群，致力于为这个易受艾滋病病毒侵害的人群开展疫情检测、行为干预和感染者关怀服务。
然而，成立8年来，“你好，志愿者”几经更名却始终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既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也没有在工商部门注册。这意味着他们没有银行账号、公章，很难像民政注册的社会组织一样申请到政府购买服务。
2005年以来，“你好，志愿者”先后配合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朝阳、西城、石景山等区县疾控中心，完成了多项“男同”人群的艾滋病检测、干预项目。
但这些项目资金，“你好，志愿者”无法直接获得，只能先打入疾控部门、性艾协会、预防医学会或朋友公司的账户。“有时候活动需要用钱，但这些单位负责人不在，无法审批，就只能干着急。”
在民间防艾领域，“你好，志愿者”的境遇，并非个案。
孙新华坦言，全国各省约有1000多家民间防艾组织，“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登记的问题”。据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和卫生疾控部门有联系的民间防艾组织大约60多家，绝大多数没有登记注册。
11月26日“仁爱社区”负责人程祥，代表北京民间防艾组织被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接见。程祥说，“仁爱社区”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志愿者连工资、三险一金这些基本保障都没有，“更不要提职业荣誉感”。
程祥坦言，除了自己，“仁爱社区”的其他志愿者全是兼职，只能按项目或活动，拿到短期的劳务补助，这导致“志愿者队伍流失很快”。
尝试 难以跨越的门槛
2010年，一场看似到来的转机，却让肖冬再次失望。
那年底，北京市社工委开始枢纽型社会组织认定工作，表示要培育、扶持民间社会组织，“放开”登记门槛。第二年初，肖冬拿着准备好的材料满怀希望地找到朝阳区民政局社团办。但工作人员一句话就把他顶回来了。工作人员说，要在民政部门登记，仍然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肖冬连资料袋都没打开，扭头回来了。
根据现行法规，民间组织要在民政部注册，还须先找到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单位，“两个婆婆”的监管体制，是民间组织注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服气的肖冬开始找业务主管部门。朝阳区疾控中心一直与“你好，志愿者”合作密切。肖冬记得，数年前，朝阳区卫生局局长师勇曾说，未来可以考虑让朝阳区疾控中心做“你好，志愿者”的业务主管。但面对肖冬的请求，朝阳区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也颇为为难地拒绝了他。拥有合法身份的梦想，只能再次搁浅。
今年年中，看到“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报道，也为了顺利争取到中国疾控中心有关“男同”人群防艾的项目，肖冬再次为注册做准备。
他想去市民政局碰碰运气。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了。中秋节前，北京市性艾协会邀请市民政局社团办相关负责人座谈，希望民政部门了解民间防艾组织的工作，并能为民间防艾组织注册“行些便利”。
肖冬和程祥都参与其中。程祥说：“听了民政部门的介绍，觉得注册更难了”，仅“注册资金需要几万元”这一“门槛”就让这些“草根组织”无力跨过。
未来 资金链条的隐忧
让肖冬最担心的是，如果“你好，志愿者”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身份，将要面临开支增大的难题。
11月26日，已经注册为“民非”的北京康众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王若涛向李克强说出自己在注册后的困难：虽为公益组织，却仍需按收入缴纳营业税。
此外，成立民非单位，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必须有单独的财务人员，否则很难通过年检，这些增加的固定开支，对运行资金捉襟见肘的社会组织来说，都将成为新的负担。王若涛希望，国家不仅能在民间组织注册上出台扶持政策，在税收等问题上也给予民间组织更多优惠。不仅如此，对未来，诸多“草根组织”最担心的还是项目资金保障问题。
长期与民间防艾组织合作的北京性艾协会会长郑志伟说，目前，绝大多数民间防艾组织的运行，依靠国际基金开展的防艾项目。
以北京为例，中盖项目和全球基金每年将三四百万元资金投入京防艾项目，通过北京性艾协会，向全市近20家较活跃的民间防艾组织分配。此外，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每年也会向防艾社会组织下拨一些活动支持资金，“每年二三十万元左右。”郑志伟坦言。
但最晚到明年8月，两项国际防艾资助将全部结束，郑志伟说，如果政府支持跟不上，来自高危人群中的民间防艾组织多数将“熬不过去”。
2005年以来，2万多人次接受了“你好，志愿者”开展的艾滋病快检服务，300余人因此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接受国家关怀治疗，这让肖冬有些担心，如果资金链断裂，培养起来的工作模式将付之东流。
■回应
注册难度将下降
11月26日，卫生部座谈会上，李克强强调，在防治艾滋病领域，社会组织的作用特殊、不可替代；而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同样需要发挥好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作用。当天，李克强还指出，要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给社会组织以扶持，研究建立防艾基金，多元出资给予支持。
程祥对注册又有了希望，“这意味着组织更规范，有更多申请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人员也会更稳定”。
据了解，目前有关社会组织登记条例正在修订，“两个婆婆”的管理模式有望改变。近日，民政部民管局副局长刘忠祥说，民间防艾组织作为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今后在民政部门注册应该“难度不大”。
一方面，很多地方陆续出台政策，对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不再需要找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疾控中心可以作为业务指导；另一方面，一些尚未开展“直接登记”的地方，民间防艾组织或可以作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以便更好地开展活动，申请政府购买服务。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则承诺，国外防艾资金撤出后，北京市卫生局会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这些防艾专项财政资金，也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公开、透明地向防艾社会组织招标。防艾服务的政府购买，不会以“是否在民政部门注册”为条件，而是“以能力，以服务贴近性、有效性”为评判标准。
肖冬说，最终能否在民政部门注册，并非关键问题，关键是政府部门能否开放更多资源，愿意和民间“草根组织”合作开展防艾工作。
（摘自《新京报》 魏铭言 李禹潼/文 2012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