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之子”魂归三峡
7月13日，我国著名水利水电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两院资深院士潘家铮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他是中国水利水电界当之无愧的泰斗，以开发水电、实现西电东送为平生夙愿，主持过三峡、黄坛口、新安江、磨房沟等大中型水电站的设计与建设；他是三峡工程论证和建设的当事人，他被称为“三峡之子”。
儿时被父亲称作“呆虫”
潘家铮1927年出生于绍兴一个书香之家，小学未毕业就遭遇抗战烽火。这个并不机灵、被父亲称作“呆虫”的孩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抗战结束后，自学不辍的潘家铮考上浙江大学。1950年，他从土木工程系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水电人。
潘家铮一直难忘拥有世界第一水能蕴藏量的祖国曾多么落后。“海南岛有一座5149千瓦的水电站，是日军占领时为掠夺海南铁矿仓促修建起来的。当中国政府遣返电站的两名日本工程师时，他们留恋地望了电站一眼说：我们走了，电站也完了。”
年轻的潘家铮岂能服气？他从设计、施工200千瓦的小水电站做起，并进修数学和力学知识，逐步形成独特的设计理念。7年之后，他出任新安江水电站副总工程师，开始具体领导工程设计与施工。
然而，水电建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64年，潘家铮参加四川雅砻江锦屏二级电站设计。媒体曾报道了这段故事：一个带路的牧羊男孩问他为什么会来这里，他兴冲冲地说：我们是来修大电站的，等明年下游的炮声一响，你就来当工人吧！男孩听了很激动，谁知这一等就是40年。“文革”期间，潘家铮屡被揪斗。然而，心中的水电梦想却未曾消失。1970年，潘家铮重返雅砻江。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78年潘家铮被调到北京任职，直至1985年出任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一生都从事水电设计、建设、科研和管理工作。
贡献最大的人是反对者
在潘家铮的一生中，三峡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参与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建设的全过程。
1985年，潘家铮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对于是否建设三峡，社会各界争论多年。1990年7月6日，在论证热潮几番起落之后，潘家铮代表论证领导小组得出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的结论，并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1992年，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数年的论争足以让神经最坚强的人感到疲倦，报告通过的当晚潘家铮没有庆祝，只是回家蒙头美美地睡了一觉。他深知，自己处于“风暴眼”，开工之后，更要用负责的态度以事实去说服世人。
2006年5月20日14时，三峡大坝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任国务院三峡三期枢纽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验收组副组长的潘家铮提前来到坝顶。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三峡工程提出各种质疑。面对这些质疑，潘家铮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我们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
潘家铮记得，国家在1985年前就基本批准了三峡的低坝方案，蓄水水位只有150米，发电量较小，防洪效益较差，万吨轮船也无法到达重庆，无法实现所谓的“黄金航道”。幸亏当时有那么多人反对，没有草率开工。于是，又经过反复辩论和重新论证，通过了新的“175米方案”，新方案要比过去合理得多。
一次，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同志提供了一张航拍照片，说坝址上方有线形影像，是条大断层，令潘家铮等人大为吃惊。后来，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根本没有这条断层，照片上出现的影像乃是表面地形所致，潘家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问题搞清楚了，心里更踏实了。”
潘家铮说：“我希望人们能吸取足够多的教训，养成从一开始就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的肚量——真心而不是表面地听取，认真加以分析研究，化分歧为合力，这对做好工作避免失误将起到极大作用。对持反面意见的人，这个说法也是一样适用的。”
无论是对反对者的宽容，还是不避问题的自我总结，都是潘家铮出自对于三峡和中国水利事业的热爱之情。
潘家铮说：“要建成一座工程，必须有愿意为之献身的人。如果三峡工程需要有人献身，我将毫不犹豫地首先报名。我愿意将自己的身躯永远铸在三峡大坝之中。”
历经沧桑仍怀文学梦
有人说，潘家铮如果不是一位科学家，必定会成为一位文学家。
潘家铮写过一篇《人才天平》的小说，其中有个讽刺对象“潘总”，人才仪器对他的鉴定是：有学历有身份，可惜知识陈旧，老迈神衰，到处主持课题，却只会解二元一次方程。别人问：“不怕有人对号入座，说这个潘总就是您吗？”潘家铮自嘲地一笑：“我本来写的就是自己啊！”
身在“牛棚”时，他感时忧国：“太息中原豪杰尽，苍生消息近如何？”他与三峡工程的反对者李锐诗词唱和：“冰雪胸怀铁石肠，奇毫异墨著文章。”
“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晚年的潘老任国家电网公司高级顾问，亲自参与研究与论证电力“高速公路”特高压技术。“吃螃蟹也得有人吃，什么事为什么非得外国做了，然后我们再做？”这是潘家铮回应那些对于中国发展特高压输电“外国都搞不定、我们更没戏”的言论时说的一句话。
如今，潘老走了，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界少了一位巨匠，但他已把自己“铸”入了祖国的大江大河。
（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报道）
儿时被父亲称作“呆虫”
潘家铮1927年出生于绍兴一个书香之家，小学未毕业就遭遇抗战烽火。这个并不机灵、被父亲称作“呆虫”的孩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抗战结束后，自学不辍的潘家铮考上浙江大学。1950年，他从土木工程系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水电人。
潘家铮一直难忘拥有世界第一水能蕴藏量的祖国曾多么落后。“海南岛有一座5149千瓦的水电站，是日军占领时为掠夺海南铁矿仓促修建起来的。当中国政府遣返电站的两名日本工程师时，他们留恋地望了电站一眼说：我们走了，电站也完了。”
年轻的潘家铮岂能服气？他从设计、施工200千瓦的小水电站做起，并进修数学和力学知识，逐步形成独特的设计理念。7年之后，他出任新安江水电站副总工程师，开始具体领导工程设计与施工。
然而，水电建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64年，潘家铮参加四川雅砻江锦屏二级电站设计。媒体曾报道了这段故事：一个带路的牧羊男孩问他为什么会来这里，他兴冲冲地说：我们是来修大电站的，等明年下游的炮声一响，你就来当工人吧！男孩听了很激动，谁知这一等就是40年。“文革”期间，潘家铮屡被揪斗。然而，心中的水电梦想却未曾消失。1970年，潘家铮重返雅砻江。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78年潘家铮被调到北京任职，直至1985年出任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一生都从事水电设计、建设、科研和管理工作。
贡献最大的人是反对者
在潘家铮的一生中，三峡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参与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建设的全过程。
1985年，潘家铮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对于是否建设三峡，社会各界争论多年。1990年7月6日，在论证热潮几番起落之后，潘家铮代表论证领导小组得出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的结论，并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1992年，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数年的论争足以让神经最坚强的人感到疲倦，报告通过的当晚潘家铮没有庆祝，只是回家蒙头美美地睡了一觉。他深知，自己处于“风暴眼”，开工之后，更要用负责的态度以事实去说服世人。
2006年5月20日14时，三峡大坝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任国务院三峡三期枢纽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验收组副组长的潘家铮提前来到坝顶。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三峡工程提出各种质疑。面对这些质疑，潘家铮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我们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
潘家铮记得，国家在1985年前就基本批准了三峡的低坝方案，蓄水水位只有150米，发电量较小，防洪效益较差，万吨轮船也无法到达重庆，无法实现所谓的“黄金航道”。幸亏当时有那么多人反对，没有草率开工。于是，又经过反复辩论和重新论证，通过了新的“175米方案”，新方案要比过去合理得多。
一次，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同志提供了一张航拍照片，说坝址上方有线形影像，是条大断层，令潘家铮等人大为吃惊。后来，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根本没有这条断层，照片上出现的影像乃是表面地形所致，潘家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问题搞清楚了，心里更踏实了。”
潘家铮说：“我希望人们能吸取足够多的教训，养成从一开始就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的肚量——真心而不是表面地听取，认真加以分析研究，化分歧为合力，这对做好工作避免失误将起到极大作用。对持反面意见的人，这个说法也是一样适用的。”
无论是对反对者的宽容，还是不避问题的自我总结，都是潘家铮出自对于三峡和中国水利事业的热爱之情。
潘家铮说：“要建成一座工程，必须有愿意为之献身的人。如果三峡工程需要有人献身，我将毫不犹豫地首先报名。我愿意将自己的身躯永远铸在三峡大坝之中。”
历经沧桑仍怀文学梦
有人说，潘家铮如果不是一位科学家，必定会成为一位文学家。
潘家铮写过一篇《人才天平》的小说，其中有个讽刺对象“潘总”，人才仪器对他的鉴定是：有学历有身份，可惜知识陈旧，老迈神衰，到处主持课题，却只会解二元一次方程。别人问：“不怕有人对号入座，说这个潘总就是您吗？”潘家铮自嘲地一笑：“我本来写的就是自己啊！”
身在“牛棚”时，他感时忧国：“太息中原豪杰尽，苍生消息近如何？”他与三峡工程的反对者李锐诗词唱和：“冰雪胸怀铁石肠，奇毫异墨著文章。”
“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晚年的潘老任国家电网公司高级顾问，亲自参与研究与论证电力“高速公路”特高压技术。“吃螃蟹也得有人吃，什么事为什么非得外国做了，然后我们再做？”这是潘家铮回应那些对于中国发展特高压输电“外国都搞不定、我们更没戏”的言论时说的一句话。
如今，潘老走了，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界少了一位巨匠，但他已把自己“铸”入了祖国的大江大河。
（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