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消除附着在称谓上的歧视确实很重要，但农民工遭遇火车票网购门槛一事也提示人们，要真正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并非称谓改变就能完成。
　　对农民工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不断推出给力政策。然而，要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不仅需要政策壁垒的渐次打破，也不仅需要“身份迷失”的不断厘清，更需要各个职能部门、服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治理末端”的切实努力。
　　比如，网络售票是好事，但如果能更多考虑不会上网的农民工等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售票策略，开辟更多农民工团购票渠道，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售票服务，或许能让农民工的春运之旅更加畅通。交通部门如此，邮政、银行、医疗、教育等相关机构、部门，同样可以做得更好。
　　从这个角度上说，“融入”不是一种物理行为，而要形成一种生物学效应：社区是城市肌体的组成“器官”，农民工是流动的“细胞”。只有农民工个体融入社区，才能实现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从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政治融合，到扶持就业的经济融合，再到拓宽社会交往空间的心理融合等，发挥社会、社区之力，农民工融入才能减少“排异反应”。
　　回家的车票、年终的讨薪，甚至仅仅是提供一本书籍、开通一个信箱，对于农民工，就不仅是生活的便利，更是心灵的慰藉。而正是这样的“末端治理”，才能让农民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毛细血管”里，无障碍地融入城市。
　　（摘自《京华时报》 姜赟/文2012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