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全球化的大败笔》的文章，指出欧美经济当前问题的核心是因深受“全球化的危害”。日本多摩大学教授中谷岩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更是批评全球化是一个“怪物”，造成世界经济不稳定、贫富差距拉大和地球环境破坏。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重新审视全球化的思潮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更有学者指出，世界经济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领导人应有所作为，通过制定成功的政策，向公众指出一条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新路。
　　全球化挑战传统政经模式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格斯腾认为，20世纪下半叶留下的最持久遗产之一就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美国受益巨大，每年因全球贸易增加财富1万亿美元，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0%，相当于每个家庭增收1万美元。随着美国日益严重的对外依赖和国内政策无法有效应对全球竞争，美国对全球谈判的影响力降低。全球经济权力的结构和活力发生巨大变化。美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大多处于经济困境中，无法再扮演世界经济的“司机”角色，而处在繁荣期的新兴经济体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美国需做出两方面调整：允许国际经济组织反映全球经济权力结构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同时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再平衡，包括扩大服务业出口、降低政府债务、开放本国服务市场等。
　　路透社日前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在国际社会政治、金融核心地区发生的危机，已超越目前困扰西方的债务危机，指向近20多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要害——全球化。文章指出，在依赖全球化实现连年经济增长、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和民众幸福感后，目前各国对全球化似乎失控。短期看，这使各国决策者在面对迅速变化的市场时无能为力，从而动摇了他们的权威，并有可能诱发更广泛的社会动荡。长期看，已有迹象显示，世界可能重复上世纪30年代的错误，退回到保护主义与政治两极化的老路上去。
　　全球化永远是把双刃剑
　　黄靖分析说，出现在西方国家的重新审视全球化的思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层面。全球化是工业化的产物，追求的是资源和市场。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知识技能成为新一轮资源竞争的主要内容。于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随着资金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结果发展中国家得以快速发挥自己的人力资源优势，获得迅速发展；而发达国家则普遍面临资金外流、产业掏空的问题。随着过量的信贷投资与超前消费，发达国家债台高筑，难以为继。为扭转局面，发达国家开始想把产业和资金都留在本国，发展壮大自己的制造和服务业，把经济发展的好处留在国内。
　　二是经济层面。发达国家也意识到，随着制造业的外流，同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研发产业也必将外流。如随着发展中国家在生产电脑、汽车、船舶等方面的迅速发展，这些产业的研发体系也跟着产业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产业就只剩下金融、营销、信贷等产业。由于没有实体产业经济，一旦遭遇经济危机，仅靠金融信贷方面的优势将无法抵抗。长此以往，对西方发达国家不利。
　　三是社会层面。保证本国就业率和社会稳定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重点。而冲在这股思潮前列的恰恰是代表工人、农民等劳工阶层的工会组织，其政治力量和社会影响不可低估。目前，主要有3种力量在推动这股思潮发展：极右政治势力、持保守思想的战略精英和部分工会组织。
　　全球化不应成为替罪羊
　　萨克斯撰文指出，最近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几乎同时发生市场信心崩溃，背后的真正原因在于经济战略和政府领导力的失败。欧洲和美国的政府没能处理好全球资本市场的现实和来自亚洲的竞争，理应承担最主要责任。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应该有所作为，通过制定成功的政策，向公众指出一条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当前经济困境的出路。
　　世界经济已经结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全球化被人为地倒行逆施，大家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并将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巨大破坏。有学者指出，一旦全球化被逆转，必将引发大规模社会震荡，受害最深的将是中下层人民，尤其是新一代移民，他们本来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最近伦敦、希腊、法国等地的骚乱就是例子。
（摘自《人民日报》 暨佩娟 吴成良等/文 2011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