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自告奋勇为中共“一大”服务的年仅23岁的王会悟，她虽不是代表，但中共“一大”几个重要关头她都在场。
　　安排“中共一大”代表住宿
　　王会悟，1898年生于桐乡乌镇，其父是晚清秀才，6岁时就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1918年，王会悟到湖州湖郡女塾（湖州二中前身）学习英语，1919年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由黄兴夫人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
　　在上海，王会悟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的李达。1921年4月两人结为连理。
　　从1921年2月起，李达担任党的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王会悟给予热情的协助，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会务工作。
　　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个会，上海你熟悉，请你帮忙找个地方给会议代表住。”王会悟曾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王会悟考虑借用博文女校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较为稳妥。这里距位于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李公馆的中共“一大”会址较近。而且正值暑假期间师生均已离校，既安静又不引人注意。于是，王会悟借了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接着又购买了草席，为毛泽东等大部分外地的代表解决了会议期间的住宿问题。
　　出良策改会址
　　正式会议在李汉俊家进行期间，王会悟担任了警戒工作。7月28日上午，王会悟发现一个身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朝后门口走来，觉得事有蹊跷，连忙上楼汇报情况。就在同时，那位不速之客闯入了餐厅，朝屋子里环视一下，又想上二楼。此时，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正在二楼开会。李汉俊警觉地挡住去路，问来者：“你找谁？”那人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这儿哪有社联，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说道。“对不起，找错了地方。”来人一边哈腰致歉，一边匆匆退去。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得知后，当机立断中断会议，分散离开！下午，李达出去探听消息。一回家便向妻子说：“今天你立了大功。”原来，代表们离开没过10分钟，便来了两辆警车，包围了李汉俊的家，来人气势汹汹地一顿搜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这次突发事情虽有惊无险，但事实却告诉与会代表：必须另选会址。当天夜里，转移出来的代表不约而同地来到李达的住所，商量另择会址之事，王会悟也参加了聚会。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建议道。王会悟说：“我倒有一个主意：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那里是个开会的好处所。嘉兴有个南湖，湖上有游船可以租用。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游客。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王会悟的意见得到了董必武和何叔衡的支持。中共“一大”新会址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代表们还一致委托王会悟去安排出行事宜。
　　7月31日上午10时25分，代表们乘火车到达嘉兴。安排好代表们的住宿后，王会悟又立即请旅馆账房先生代订一艘画舫。王会悟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随即，王会悟把代表们领到了湖边码头，由小船分批送上定好的那艘画舫。
　　画舫里王会悟笑盈盈地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随后，哗的一声把麻将牌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这是为了防止意外而采取的障目术。就这样，在王会悟等人的精心安排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共“一大”后的王会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王会悟协助李达创办上海平民女校，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大革命失败后，王会悟化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白色恐怖下，同丈夫共患难。1933年至1937年，王会悟夫妇移居北京。
　　日本占领北平后，王会悟被抓去毒打，逼她说出李达的下落。她坚贞不屈，不曾透露半字。此后她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王会悟参加了重庆妇女界为欢迎毛泽东举行的大会，会后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1946年春，王会悟自重庆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养病。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到北平，王会悟也由地下党安排到北平，他们同住北京饭店，但已成为分居上下层客房的朋友，因为李达1940年滞留家乡时另立家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会悟得到国家的生活补助和公费医疗，并从和平里乔迁灵通观新居，过着恬淡的晚年生活。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病逝于北京，享年96岁。
　　（摘自《各界》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