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路在何方？
——关于浙江种业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思考（上）
□本报记者 金 茹
一粒种子能改变一个世界。有人说，袁隆平一个人就干了2亿农民的活，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创效益5600亿美元。
农业现代化，首先就要种业现代化，4月，国务院出台强政——《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坚定地将农作物种业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高度，凸现种业的战略地位和国家发展现代种业的决心。这是自2006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的意见》后，我国种业迎来的又一个春天。通过5年开拓发展，浙江种业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经历了一场艰难的“阵痛”后，成功地实现了从种子到种业的历史性跨越。
如今,机遇再次降临。这一次，浙江种业又该怎样抓住发展契机，孵化出属于自己的“果实”？
浙江种业面临的最大危机，既有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更源于内部个体的小而散
浙江种业起步于本世纪初，以实施粮油、蔬菜、花卉等五大种子种苗工程为突破口，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森禾种业、灯塔种猪、勿忘农种业等一批省级骨干企业。2005年以来，省以上财政投入种子种苗工程约5亿元，新建和改造各类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10万亩，配套建常温库、低温库、种子加工车间等近8万平方米。至目前，浙江已有农作物种子、花卉种苗、种畜禽、渔经营企业5000多家。
如果仅从这组数据看，浙江种业的发展不可谓不快，但如果放眼全国，就立刻弱相显现：全省种业经营户销售总额不到4亿元，经营企业平均年均销售额不到11万元，即使是进入全国种业50强的勿忘农种业，年销售额也不到1亿元，农业部发证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有95家，浙江仅占一席。“浙江种业还是低、散、小、弱的格局，远未形成大市场、大企业、大产业的发展模式。”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研与推广体系分离，育种科研与种子生产经营脱节的现象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据有关部门对勿忘农种业等我省6家优势种业企业的统计，2010年这6家企业科研合作育种投入平均占销售收入2-3%；而省外或国外发达种业企业的科研投入力度大，如北京奥瑞金种业每年投入销售收入5%的科研经费，一些跨国公司要达到8—10％。我省还有不少企业基本无科研投入，造成经营品种雷同，突破性拳头品种很少。
杭州三雄种业公司虽已着手选育开发蔬菜和花卉新品种，但目前仍以经销国外知名种苗企业的产品为主，公司负责人表示，自主育种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由企业自主完成相当困难。温州神鹿种业已有自产自育品种100多个，公司副总经理林苹告诉记者，企业现在最头痛的就是缺少高端的技术人才，想和科研院校合作，又被体制所困。
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由于种子以行政区域供种为主，种子经营几乎不存在竞争，种子公司只需简单地推广经营由科研单位选育的某种作物某一品种，就可以获得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种子市场化和国际化全面推进，种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种业企业面临着加快培育优良品种、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压力。
业内人士表示，我省目前的现状是，育繁推一体化体制机制缺失，科研育种和农业市场脱节，使得不少种子公司仍然处于不断地低水平育种和重复引种中，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有朝一日终将会被市场“吞噬”。
土地、人工、农药化肥等各类成本的飞涨，生产者们急切地渴望能拥有“化土成金”的种子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中国·浙江瓜菜种业交流会上，记者遇到了龙游马格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伟忠，这个以灯具起家的企业老板去年才开始涉足农业，他在龙游承包了3000亩土地，并投资1200万元在300亩地里建起了最新式的连栋钢管大棚。
赵伟忠是个农业的“门外汉”，但在今年的瓜菜种业交流会上，他毫不犹豫地以每粒5元、共计1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台湾农友种苗公司的苦瓜种子，“敢这样不惜血本，就是相信这些种子。”赵伟忠说，一亩地平均播90多粒种子，能产苦瓜7500—1万公斤，每公斤可卖3—4元，一亩地收入在3万元左右。
土地、人工、农药化肥等各类成本的飞涨，让生产者们急切地渴望能拥有“化土成金”的种子。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外国种业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后，能够凭借其优良的品种抢占大片的市场份额。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先锋种业出品的“先玉335”玉米种子，售价比国内最好的品种高出2—3倍，却在短短两年时间，占据了全国4亿亩玉米的四分之一江山。
种业交流会结束后，位于萧山的浙江现代农业创新园里依旧人来人往，慕名前来的参观者一拨接着一拨。
兰溪市农业局粮油站站长黄洪明今年已是第二次来到创新园，这次他还带来了当地35家农企和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前两年参加瓜菜种业交流会后收获很多，”黄洪明说，去年市里推广了十几亩以色列小番茄“夏日阳光”，效益相当不错，这次带大家来看看能不能再发展。
“这就是种子的魔力。”勿忘农集团总裁王健敏介绍，“夏日阳光”目前是我省最好的小番茄品种，一粒种子卖到10元钱，一亩地仅种子钱就要2万元，长成的小番茄以个卖，一个1元，亩效益可达5万元。
种业事关农业生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如果浙江种业市场逐步由“洋品种”占据主导地位，浙江的种子企业是否担当得起种业安全的责任
好种子越来越受到农民欢迎，由此在我省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加工出口和设施栽培蔬菜大部分是国外品种，花卉种苗基本依赖进口，“十一五”浙江育成农作物品种370多个，但推广面积达到1万亩以上的不足80个。
业内人士认为，浙江种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由发展环境、耕作观念、科技政策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浙江是经济发达地区，本来就寸土寸金，种子种苗的育繁推工作劳动强度大、成本高、相对效益低，特别是一些新品种的开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许多企业和农户不愿意承担制繁种任务。
同时，育种者自主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广大农民盛行“拿来主义”，造成种业发展滞后。
“花卉很多是无性繁育的，只要嫁接就能繁育，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浙江虹越花卉总经理江胜德告诉记者，现在由公司育种成功并推广的花卉，只占了公司15%左右的销售量，问题就出在知识产权保护上。
最根本的是，我省种业发展目前尚缺乏互惠互利的良性合作利益机制。由于育种工作枯燥、周期长、待遇低，使得优秀人才难以安心从事育种工作，特别是具体从事育种实践的人员年龄老化和专业知识不足趋势日趋明显。
因此，面对“洋种子”的不断渗入，业界十分担心，一旦主要农作物种子被控在外国企业手上，不仅在种业上受制于人，整个粮食安全的命脉也要被控制。更严重的是，很多种质资源被国外偷取和克隆后，又反过来成为跨国公司制约中国技术发展的专利手段。
种业事关农业生产安全和国家安全，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不禁要问，浙江的种子企业是否能担当起种业安全的责任？我们又该如何保证全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
一粒种子能改变一个世界。有人说，袁隆平一个人就干了2亿农民的活，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创效益5600亿美元。
农业现代化，首先就要种业现代化，4月，国务院出台强政——《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坚定地将农作物种业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高度，凸现种业的战略地位和国家发展现代种业的决心。这是自2006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的意见》后，我国种业迎来的又一个春天。通过5年开拓发展，浙江种业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经历了一场艰难的“阵痛”后，成功地实现了从种子到种业的历史性跨越。
如今,机遇再次降临。这一次，浙江种业又该怎样抓住发展契机，孵化出属于自己的“果实”？
浙江种业面临的最大危机，既有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更源于内部个体的小而散
浙江种业起步于本世纪初，以实施粮油、蔬菜、花卉等五大种子种苗工程为突破口，在短短几年中，造就了森禾种业、灯塔种猪、勿忘农种业等一批省级骨干企业。2005年以来，省以上财政投入种子种苗工程约5亿元，新建和改造各类农作物良种繁育基地10万亩，配套建常温库、低温库、种子加工车间等近8万平方米。至目前，浙江已有农作物种子、花卉种苗、种畜禽、渔经营企业5000多家。
如果仅从这组数据看，浙江种业的发展不可谓不快，但如果放眼全国，就立刻弱相显现：全省种业经营户销售总额不到4亿元，经营企业平均年均销售额不到11万元，即使是进入全国种业50强的勿忘农种业，年销售额也不到1亿元，农业部发证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有95家，浙江仅占一席。“浙江种业还是低、散、小、弱的格局，远未形成大市场、大企业、大产业的发展模式。”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研与推广体系分离，育种科研与种子生产经营脱节的现象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据有关部门对勿忘农种业等我省6家优势种业企业的统计，2010年这6家企业科研合作育种投入平均占销售收入2-3%；而省外或国外发达种业企业的科研投入力度大，如北京奥瑞金种业每年投入销售收入5%的科研经费，一些跨国公司要达到8—10％。我省还有不少企业基本无科研投入，造成经营品种雷同，突破性拳头品种很少。
杭州三雄种业公司虽已着手选育开发蔬菜和花卉新品种，但目前仍以经销国外知名种苗企业的产品为主，公司负责人表示，自主育种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由企业自主完成相当困难。温州神鹿种业已有自产自育品种100多个，公司副总经理林苹告诉记者，企业现在最头痛的就是缺少高端的技术人才，想和科研院校合作，又被体制所困。
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由于种子以行政区域供种为主，种子经营几乎不存在竞争，种子公司只需简单地推广经营由科研单位选育的某种作物某一品种，就可以获得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种子市场化和国际化全面推进，种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种业企业面临着加快培育优良品种、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压力。
业内人士表示，我省目前的现状是，育繁推一体化体制机制缺失，科研育种和农业市场脱节，使得不少种子公司仍然处于不断地低水平育种和重复引种中，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有朝一日终将会被市场“吞噬”。
土地、人工、农药化肥等各类成本的飞涨，生产者们急切地渴望能拥有“化土成金”的种子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中国·浙江瓜菜种业交流会上，记者遇到了龙游马格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伟忠，这个以灯具起家的企业老板去年才开始涉足农业，他在龙游承包了3000亩土地，并投资1200万元在300亩地里建起了最新式的连栋钢管大棚。
赵伟忠是个农业的“门外汉”，但在今年的瓜菜种业交流会上，他毫不犹豫地以每粒5元、共计1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台湾农友种苗公司的苦瓜种子，“敢这样不惜血本，就是相信这些种子。”赵伟忠说，一亩地平均播90多粒种子，能产苦瓜7500—1万公斤，每公斤可卖3—4元，一亩地收入在3万元左右。
土地、人工、农药化肥等各类成本的飞涨，让生产者们急切地渴望能拥有“化土成金”的种子。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外国种业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后，能够凭借其优良的品种抢占大片的市场份额。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先锋种业出品的“先玉335”玉米种子，售价比国内最好的品种高出2—3倍，却在短短两年时间，占据了全国4亿亩玉米的四分之一江山。
种业交流会结束后，位于萧山的浙江现代农业创新园里依旧人来人往，慕名前来的参观者一拨接着一拨。
兰溪市农业局粮油站站长黄洪明今年已是第二次来到创新园，这次他还带来了当地35家农企和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前两年参加瓜菜种业交流会后收获很多，”黄洪明说，去年市里推广了十几亩以色列小番茄“夏日阳光”，效益相当不错，这次带大家来看看能不能再发展。
“这就是种子的魔力。”勿忘农集团总裁王健敏介绍，“夏日阳光”目前是我省最好的小番茄品种，一粒种子卖到10元钱，一亩地仅种子钱就要2万元，长成的小番茄以个卖，一个1元，亩效益可达5万元。
种业事关农业生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如果浙江种业市场逐步由“洋品种”占据主导地位，浙江的种子企业是否担当得起种业安全的责任
好种子越来越受到农民欢迎，由此在我省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加工出口和设施栽培蔬菜大部分是国外品种，花卉种苗基本依赖进口，“十一五”浙江育成农作物品种370多个，但推广面积达到1万亩以上的不足80个。
业内人士认为，浙江种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由发展环境、耕作观念、科技政策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浙江是经济发达地区，本来就寸土寸金，种子种苗的育繁推工作劳动强度大、成本高、相对效益低，特别是一些新品种的开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许多企业和农户不愿意承担制繁种任务。
同时，育种者自主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广大农民盛行“拿来主义”，造成种业发展滞后。
“花卉很多是无性繁育的，只要嫁接就能繁育，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浙江虹越花卉总经理江胜德告诉记者，现在由公司育种成功并推广的花卉，只占了公司15%左右的销售量，问题就出在知识产权保护上。
最根本的是，我省种业发展目前尚缺乏互惠互利的良性合作利益机制。由于育种工作枯燥、周期长、待遇低，使得优秀人才难以安心从事育种工作，特别是具体从事育种实践的人员年龄老化和专业知识不足趋势日趋明显。
因此，面对“洋种子”的不断渗入，业界十分担心，一旦主要农作物种子被控在外国企业手上，不仅在种业上受制于人，整个粮食安全的命脉也要被控制。更严重的是，很多种质资源被国外偷取和克隆后，又反过来成为跨国公司制约中国技术发展的专利手段。
种业事关农业生产安全和国家安全，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不禁要问，浙江的种子企业是否能担当起种业安全的责任？我们又该如何保证全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