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台湾女记者张平宜放弃了优越生活，投身四川凉山一个麻风病康复村的教育事业。为了让这些与世隔绝已久的孩子能尽快地融入现代社会，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
一
　　尽管已经过去了11年，第一次进入村子的情景，张平宜依然历历在目。
　　“那真是个被遗忘的黑暗角落。”张平宜缓缓地说。那时，她还是台湾一家媒体的记者。为了采访大陆麻风病康复村的现状，她来到了四川省西部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这儿曾被人称为“隐形的村落”。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风病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村子里，张平宜看到，许多麻风病患者只能拖着残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身后带出一道道血痕，在采访笔记里，她这样描述道：“他们的肢体被细菌吃掉了，就好像蜡烛燃烧后融化变形。”
　　村庄里到处都是游荡的孩子，他们不再有父辈那可怕的疾病，眼神里流露出野性的天真。这让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由自主地想到，“这里总该有所学校吧？”
　　唯一的小学，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教室是两间破土房子，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教室里挤着70多个学生，大部分只能站着听课，孩子们的脸都很脏，“脏到只能看见两颗眼珠子”。
　　如果连这所学校都垮了，张平宜不知道这些生长在麻风病阴影下的孩子还能有什么希望。这个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师许诺：“你留下来，我去筹钱盖一所新的学校。”
二
　　2002年，正如她承诺的那样，崭新的教室在大营盘落地生根，张平宜的命运，也和这个一度被外界遗忘的村庄紧紧地连在了一起。2003年起至今，她辞去工作，创办了“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致力于大营盘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
　　最开始，她将自己的动机解释为一种“最朴素的母性”。但现在，她的长期愿望是，“让这些麻风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会。”
　　她到处演讲、卖书，或去试图说服潜在的资助者。她带着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回到大营盘，当上了新教学楼的“监工”。
三
　　在那些麻风村的孩子看来，“张阿姨就像妈妈一样”。她熟悉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状况与脾气秉性。比如依伙克古，只有5岁，是学校里个头最小的孩子，也是最认真的旁听生。他喜欢上学，因为在这里能见到爸爸依伙布都，这个22岁的年轻人，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
　　像依伙爸爸这样的“超龄小学生”在校园里并不鲜见。甚至在2005年之前，这所已成立了十几年的小学，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毕业生。
　　因此，与家长“抢孩子”，就成了张平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是一条希望的道路，有人走过来了，有人怎么却中途落跑了呢？”在大营盘的时间里，只要发现一个孩子消失，她就会跑到对方家里，“劝孩子回来读书”。
　　从洗脸、刷牙、洗澡开始，她慢慢教会那些孩子如何“保持个人卫生”。一个电视台记者来到这个村庄后发现，如果农户家里有两把牙刷，那这两把牙刷肯定属于两个上过小学的人。
　　可是，一旦抛开孩子们带来的成就感，张平宜面对的总是非常具体的困难。大营盘小学周边没有水源，几年前，当地政府在这一带山区修建了引水工程。不过，大营盘是这条水线的最后一站，一部分水管暴露在地面。有时，一头牛踏过去，或一个口渴的人截开水管，都可能给学校带来“停水灾难”。“简直是要疯掉了。”张平宜用戏剧化的语气形容当时的窘境。有时停水要长达一个星期，学校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汽油桶。
　　2010年，张平宜从台湾请来了一个水利专家，用了将近50万元人民币，在荒山上建成了一个个水窖，“从浮流水到地表水，全部储存起来，一滴水都不要流到外面去。”如今，遇到停水，水窖可以提供3天的日常用水。
四
　　在这个村庄里，因为大营盘小学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孩子越来越多，甚至邻近的孩子都会到这里求学。眼下，这座曾经“快要撑不下去的小学”，已经有了100多个毕业生，13个公办教师，他们有着整洁的教室和食堂，有了村里的第一个公厕。
　　但问题远未完结。小学毕业后，孩子们必须每天走路3个半小时去县里读中学。对麻风病人子女的偏见还没有消除，他们的住校请求不能被批准，那些住在山上的孩子为了求学，不得不每天在路上步行3个半小时。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很少有孩子能够坚持读完中学，“走路又远，功课会跟不上，还常常被同学歧视和欺负。”最让张平宜难过的是，愿意继续留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正在逐年减少。为了给孩子们找出路，她又让在青岛开办工厂的弟弟，为想要外出打工的学生们提供职业技术培训。
　　“我的十几年青春，就这样献给了这里。”她感叹道。
　　许多朋友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跑到一个山坳坳里的麻风村，去吃这样的苦。”张平宜说，“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的那些孩子，我无法调头离去。”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