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邓子恢:曾致信毛泽东
把农民安顿好，市场就稳如泰山
二十五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邓子恢》近期在央视热播，电视剧中邓子恢一句“农民是我的兄弟，我是农民的知己，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让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邓子恢是什么样的？本报选取了邓子恢指导农村工作的两则真实事件，以飨读者。
发动农民破仓分粮
在1929年春天，红四方面军首次入闽，建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邓子恢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开展农村的土改运动。1931年端午节过后，福建福安这个产粮区灾荒严重，许多农民已绝粮断炊。而福安国民党当局却照样横征暴敛。邓子恢正到福安巡视，他决定以断粮为导火线，发动农民破仓分粮，救济饥民。乡亲们的斗争热情很快被他调动起来，各村纷纷成立农会。邓子恢从农会中挑选骨干，组织几个队伍专门对付地主粮行老板。
一天，黎明前的时光，农会的会员们埋伏在当地一个最大的地主兼粮行老板家门口。过了一会儿，一个肥头胖脑的老板从大门口出来，指手划脚地指挥雇工装船偷运粮食。这时，农民们一拥而上，紧紧地围住运粮老板。街上挤满了从附近各村赶来“买”粮的群众。邓子恢一面指挥大家扣住了粮船，一面派农会会员到交通要道放哨警戒，防止坏人的捣乱破坏，并派农会骨干代表与地主谈判，要求冻结米价。
粮船被扣留下了，米价也冻结了，可是农民手里一元钱也没有，还是弄不到米。邓子恢进一步发动了农民向地主粮行老板进行赊米的斗争。告诉农民：不管多少钱一斗，先赊下来再说。农会便选出十几人找地主老板谈判。地主粮行老板坚决不答应农民的要求。“好说不答应，我们就自己动手了”粮仓外边挤满了农民。地主老板们在觉醒的农民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骄横霸道，每个仓库的粮食都被分得一干二净。
力促保留“自留地”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邓子恢为照顾农民吃菜等特殊需要，支持社员根据自己的意愿保留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其收入归其个人所有，不参加集体分配，这就是“自留地”。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子恢主持修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并规定“每口人所留的土地最多不能超过全村土地人均数的百分之五”。但是，后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鉴于此，邓子恢建议恢复“自留地”。1959年6月16日，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时遇到了毛泽东主席，在了解了他关于自留地允许各地因地制宜的意见后，邓子恢趁热打铁，一回到家就给主席写了封信。
在信中，邓子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保留自留地及“百分之五”比例的必要性。他举例指出，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1亩，甚至7、8分，似乎留5％会影响集体生产，事实上，“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百分比留的，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留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就少”。他还以自身的经历指出，革命前我家庭的实际情况，大小6口人，每年种植菜园总是3分地左右。这3分地菜园经营得好，除了种蔬菜自给自足外，还可以种些地瓜、大薯、毛芋等作为养猪饲料之用。所以，按每人分地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只要把5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他进而指出，“农民留一点自留地，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
邓子恢的这封信，数字与事例并有、宏观与微观兼顾，对农业问题了然于胸的分析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自留地就此保留了下来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摘自《沈阳日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刘杰 李庆刚/文）
发动农民破仓分粮
在1929年春天，红四方面军首次入闽，建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邓子恢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开展农村的土改运动。1931年端午节过后，福建福安这个产粮区灾荒严重，许多农民已绝粮断炊。而福安国民党当局却照样横征暴敛。邓子恢正到福安巡视，他决定以断粮为导火线，发动农民破仓分粮，救济饥民。乡亲们的斗争热情很快被他调动起来，各村纷纷成立农会。邓子恢从农会中挑选骨干，组织几个队伍专门对付地主粮行老板。
一天，黎明前的时光，农会的会员们埋伏在当地一个最大的地主兼粮行老板家门口。过了一会儿，一个肥头胖脑的老板从大门口出来，指手划脚地指挥雇工装船偷运粮食。这时，农民们一拥而上，紧紧地围住运粮老板。街上挤满了从附近各村赶来“买”粮的群众。邓子恢一面指挥大家扣住了粮船，一面派农会会员到交通要道放哨警戒，防止坏人的捣乱破坏，并派农会骨干代表与地主谈判，要求冻结米价。
粮船被扣留下了，米价也冻结了，可是农民手里一元钱也没有，还是弄不到米。邓子恢进一步发动了农民向地主粮行老板进行赊米的斗争。告诉农民：不管多少钱一斗，先赊下来再说。农会便选出十几人找地主老板谈判。地主粮行老板坚决不答应农民的要求。“好说不答应，我们就自己动手了”粮仓外边挤满了农民。地主老板们在觉醒的农民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骄横霸道，每个仓库的粮食都被分得一干二净。
力促保留“自留地”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邓子恢为照顾农民吃菜等特殊需要，支持社员根据自己的意愿保留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其收入归其个人所有，不参加集体分配，这就是“自留地”。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邓子恢主持修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并规定“每口人所留的土地最多不能超过全村土地人均数的百分之五”。但是，后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鉴于此，邓子恢建议恢复“自留地”。1959年6月16日，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时遇到了毛泽东主席，在了解了他关于自留地允许各地因地制宜的意见后，邓子恢趁热打铁，一回到家就给主席写了封信。
在信中，邓子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保留自留地及“百分之五”比例的必要性。他举例指出，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1亩，甚至7、8分，似乎留5％会影响集体生产，事实上，“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百分比留的，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留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就少”。他还以自身的经历指出，革命前我家庭的实际情况，大小6口人，每年种植菜园总是3分地左右。这3分地菜园经营得好，除了种蔬菜自给自足外，还可以种些地瓜、大薯、毛芋等作为养猪饲料之用。所以，按每人分地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只要把5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他进而指出，“农民留一点自留地，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
邓子恢的这封信，数字与事例并有、宏观与微观兼顾，对农业问题了然于胸的分析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自留地就此保留了下来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摘自《沈阳日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刘杰 李庆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