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开展对外援助60周年。60年来，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增强了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深化了与受援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援外前传：周边安全和“重义轻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越南和朝鲜成为了我国最早的受援国。1950年4月，越共中央就向我国提出，请求派出一批干部全面帮助越南搞好军队建设。
　　那时，新中国也是一穷二白，却无私地将援助之手伸向了兄弟国家。除了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给予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援助之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刘少奇曾在1950年12月指示，“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在某些贸易中自觉赔一点钱也是应该的。”根据这一精神，中国进口了越南一些很难出口的土特产，越南则换回了各种生活必需品。
　　截至1963年，中国先后向21个国家提供约49亿元援助。其中亚洲国家12个，包括8个与中国接壤的国家。 同时，“重义轻利”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援外政策。比如在援助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时，刘少奇指出，“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
　　为了援外，中国作出的牺牲还有很多。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经济陷入低谷，但其间和此后，对外援助的车轮却未曾停止。
个别受援国没把钱用在刀刃上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此后，对外援助量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份“关于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件就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援外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事实上，自从1950年开展对外援助工作以来，个别国家就已经出现问题，其中的典型案例，当属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教训，由于双方缺乏对援助物资的有效监督，导致浪费现象频发。周恩来早在1965年会见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时就指出，“今后援阿金额不可能比前5年再多了。经济援助，你们提28项，我们研究后，能答应18项……粮食，你们要求五年供应67.5万吨，我们只能给40万吨……军事项目有的设备材料（精密车床和好的钢材）到货后尚未安装，放在露天，请注意检查一下，放久了就会坏。”
从“交钥匙”到“教经营”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中国的援外也进入实质意义上的战略转型期。
　　长期以来，中国援外资金基本靠单方“从裤腰带里勒出来”。改革开放后，援外资金的筹集更加灵活、多元，实现了三个结合，即同联合国多边援助相结合、同受援国自筹资金相结合、同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相结合。比如，1986年，中国就与联合国合作，向37个国家提供了111个技术援助项目。
　　除了改善筹资方式外，援助方式也由单项的提供经济技术变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援建项目多为“交钥匙”，即工程完后就移交受援国，由于很多受援国缺乏管理经验，项目效益不佳。如1976年移交的坦赞铁路，到1983年累计亏损9.7亿坦桑先令。1983年中国派出专家参与管理后，次年即扭亏为盈。
　　九十年代至今，与援外一起走出国门的，还有探索全球化道路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中国还逐步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加大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在飓风受灾的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的俄罗斯、在遭海啸吞噬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红蓝相间的“China　Aid”（中国援助）标识已无处不在。（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郭一娜/文 2010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