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被称作“农村版海归”，她们的城市经验将改变后代的命运，也正改变着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态。然而，相应的注脚是，她们付出了最好年华的地方不再与她们相关。2008年，当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国情考察组设计“返乡打工妹状况考察”项目时，中心顾问孟宪范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打工妹为什么回到家乡，也很少有人关注她们目前的生存状况。”
怀里揣着只“小兔子”
　　变化最初是悄悄地从消费方式中透露讯息的。
　　“你第一个月工资怎么花？”这是社科院副研究员陈午晴为访谈所设计的180多道问题中最具意味的一个。答案总是细微而具体。一个河南女孩小王买了衣服和零食，还有一本书《人性的弱点》。宁夏女孩小静将首月工资用于支付衣服、化妆品、小灵通。她们开始说普通话，养成新的卫生习惯。
　　这让社科院妇女研究中心顾问孟宪范感觉到，“这些女孩子们大部分都很认同城市生活，新一代的女性农民工正希望将自己身上的农村符号洗掉”。
　　变化并未仅止于此。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小静，曾在宁夏、湖北等地打工，现在因病返乡休养。“这里缺外面的热闹，坐在这里让人心发慌，不想上进。”这个23岁的女孩并不想在家务农，她还想回到城市去。而在宁夏西海固的一个村庄，返乡后成为村妇女主任的红姐说，“我总想做点啥”。她曾经“空想了好多年”，现在已想出来自己要办一个养猪场。
　　尽管她们返乡后的生活有时充满坎坷，但孟宪范敏感地发觉，“发展意识常常是这些打工妹在她们家乡的环境中所特有的，她们不满足于传统的社会方式和社会角色，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就像怀里揣着只小兔子似的。”孟宪范这样形容那些热切企盼创造自己事业的女人们。
女儿们的命运
　　最让调研者们感到震惊的，是这群曾在城市中生活过的打工妹们，视子女的未来高于一切。
　　在宁夏西吉县，调研者们碰到了38岁的华姐。在调研者的笔记中，这个脸颊上泛着高原红的女人,“反应有些迟钝”。但也正是这样一位母亲，在去银川摘枸杞赚了2600元后，除买了500公斤小麦做口粮外，余下的钱存了起来，“准备用来供孩子上学”。
　　这样的观念，让调研者们看到了一种希望——切断农村妇女因缺乏受教育机会而产生的命运代际传递。某种静悄悄却坚实的改变，发生在今天女儿们的处境与过去女儿们的处境之间。
　　调研者们发现，随着外出务工的女性增加，乡村中性别歧视的色彩正在不断被弱化，“她们在城市里较少看到歧视女性的现象，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完全不比男性低”。
挂念中的城市
　　这群在十七八岁进入城市的女孩们，将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城市，并在22岁左右回到老家。返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结婚、生育和照顾孩子，还有一些是为了赡养年迈的父母。
　　穿戴时尚的小娟在深圳打工3年后，为了照顾肝硬化的父亲而回到家乡。在她回到家乡很久之后，身上仍戴着在深圳买的耳环，穿着在深圳买的衣服。但这些与深圳有关的东西,也只能勾起她的回忆而已。尽管她还和曾经的同事们保持联系，可她也清楚，自己也许再回不到那条流水线、那个工厂、那座城市。
　　孟宪范说，家庭的功能需要家人厮守在一起才能完成，分离是这些打工妹家庭的常态。这种生活状态不难描述：年轻的女孩们在适婚年龄回到老家，经人介绍结婚。婚后，她们也许将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出外打工，直至怀孕，她们默默地离开城市，重新回到农村。
　　离去或归来，选择的权利常常并不在这些还很年轻的打工妹手上。在户籍制度尚未松动的当下，曾经的打工妹们总还要继续她们的生活。这些接受过工业文明洗礼，因而“更有想法”的女性，正在乡村中寻找不同的社会角色定位。
　　目前对于返乡打工妹这一群体，尚无确切统计数字，但她们的常见角色包括：有些自主创业，开办养殖场或来料加工厂；有些当上了村妇女主任、计生主任或小组长；有些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在中心镇专心做陪读妈妈……当然，仍有一部分回到了耕田的农业生活。不过，无论如何，她们正在以最具体的方式改变农村的社会生态。
　　（摘自《中国青年报》赵涵漠/文 201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