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高尔夫球场之争
作为财富与地位象征的高尔夫球场，毗邻的却是一群因为球场征地而失去大部分土地的贫困农民。一场场失衡的冲突也由此上演：被征地农民想赚点小钱，捡了球客们打丢的高尔夫球，然后再卖给他们，结果被判“盗窃罪”。被征地农民只得到4000元/亩的补偿，高尔夫球场开发的别墅却卖数百万元一套，他们去抗议但收效甚微。被征地农民中有人心理失衡，去纵火泄愤，结果被科以重罪……他们的命运，或是穷人面对富人的一个极端又充满隐喻的样本，一个需要公共政策去救济和反思的样本。
村民们失去了绿地和美好生活
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三元村位于贵阳近郊，紧邻贵遵高速，有着大片山林和一个大型水库，村民们过着传统的农牧生活。1995年，一纸征地令打破了山村的祥和，由香港和广东两家公司共同投资的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选中了这里，一期工程占地1480亩，整体规划面积则逾3000亩。这意味着祖辈务农的三元村村民必须放弃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据现任贵州省高院副院长、当时还在当律师的李汉宇回忆，无奈的村民找到了他寻求法律援助。最终，贵阳、修文市县两级财政及开发商三方共同出资，将补偿标准提高到了4000元／亩，才化解了这场征地风波。
而让村民最终接受土地出让的原因，还在于政府描绘的愿景。当时，被征地的三元村村民曾向政府提出工作安置、生活保障等，政府有关负责人允诺，兴建的高尔夫度假中心可带动旅游项目和第三产业，将携村民“共同富裕”。这一年，滕彩荣经人介绍入赘到三元村一组的杨景兰家，而杨家8口人的7亩多田地被征用后总共拿到的补偿款不足3万元。
1997年，高尔夫度假中心开业后，很快吸引了众多名流商贾。但村民们发现，封闭经营的高尔夫度假中心不需要也不允许他们“到门口去卖葵花籽”，这让村民们曾经期望借助高尔夫经营餐饮、住宿等旅游项目的愿望落了空。于是，进入高尔夫度假中心工作成了不少村民的选择。但这个为富人提供一流服务的豪华场所，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满意的薪酬。滕彩荣的妻子杨景兰最初进入高尔夫度假中心时从事草坪养护工作，一个月能拿到的工资只有250元。现在，在物业部工作的她每个月名义上的工资也只有550元，这是修文县的最低工资标准。村里一些年过七旬的老人，只得以打零工维生。
圈地无妨，捡球有罪？
起初，对高尔夫毫无概念的村民，并没意识到那些被客人丢弃在水塘草丛里的白色小球可捡来换钱。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来打球的客人“点拨”村民：可以找回那些打丢的球，再以便宜的价格转卖给来打球的客人。“每天顺便捡两三个，就挣包烟钱，一个月下来能有个一两百元。”有村民回忆。有的村民甚至以此为业，做起了二手球生意——专门从捡球者手里收购二手球再集中转卖。老实巴交的滕彩荣从2007年开始，利用在高尔夫度假中心打零工的机会捡高尔夫球。但他舍不得轻易卖掉，而是像存钱一样，将每次捡回的球都放进家里的一只蛇皮袋存起来，“等缺钱的时候再卖”。
约在2001年后，接到高尔夫度假中心的报警电话后，三元派出所便出动警力对捡球卖球的村民实施没收、罚款甚至拘留。在三元村，有多位村民因捡球卖球被警方抓过。
事实上，表面运作成功的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尽管有800多名会员，但和全国大多数高尔夫球场一样，其球场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他们扭亏为赢的做法，和全国众多高尔夫球场的投资者一样，是借助高尔夫进行高端房地产开发。据了解，2002年至今，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共开发了3期高尔夫别墅项目，已建了100多套别墅。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不断追涨的浪潮下，其售价从最初的每平方米6000多元，一路飙升至目前的每平方米1万多元。这些有独立产权的别墅，数百万元一套，极为抢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众多三元村村民仍住在10年前的旧房里。
在忐忑不安中等待判决
悬殊的贫富反差以及现实利益的严重失衡，在三元村村民心里形成了强烈的心理落差。一些村民遂以犯罪的极端方式来“寻求释放和平衡”。据警方掌握的案情，从2006年开始，三元村一些村民就伙同个别在高尔夫度假中心工作的村民，对高尔夫度假中心在建的别墅项目进行了多次盗窃。
对滕彩荣案，曾任三元派出所所长的刘诚说，之所以拘捕滕彩荣，“就是很单纯地认为这是个刑事行为，因为价值大了。”当时警方在滕彩荣家里发现了他存放的699个高尔夫球，鉴定出来的价值是7982元。加上滕彩荣向警方交待的已卖出的高尔夫球，滕彩荣的“涉案金额”达到了15513元。结果，“自愿认罪”的滕彩荣被修文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滕彩荣还没有走出看守所，修文县检察院就对一审判决提起了抗诉。修文县检察院认为，“滕彩荣盗窃的时间跨度长，且多次盗窃，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极大”，修文县法院的判决“属量刑畸轻”。案件随后被贵州市中院以“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2009年12月20日，法院改判滕彩荣无罪，另两名涉案村民龚连平、段友贵也被宣告无罪。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修文县检察院再次提起抗诉，仍要求法院作有罪判决。目前，该案已在贵阳市中院二审，仍未宣判。取保回家的滕彩荣等人仍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结果，但身体与精神都已留下严重创伤。
（摘自《南方周末》冉金/文 2010年3月4日）
村民们失去了绿地和美好生活
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镇三元村位于贵阳近郊，紧邻贵遵高速，有着大片山林和一个大型水库，村民们过着传统的农牧生活。1995年，一纸征地令打破了山村的祥和，由香港和广东两家公司共同投资的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选中了这里，一期工程占地1480亩，整体规划面积则逾3000亩。这意味着祖辈务农的三元村村民必须放弃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据现任贵州省高院副院长、当时还在当律师的李汉宇回忆，无奈的村民找到了他寻求法律援助。最终，贵阳、修文市县两级财政及开发商三方共同出资，将补偿标准提高到了4000元／亩，才化解了这场征地风波。
而让村民最终接受土地出让的原因，还在于政府描绘的愿景。当时，被征地的三元村村民曾向政府提出工作安置、生活保障等，政府有关负责人允诺，兴建的高尔夫度假中心可带动旅游项目和第三产业，将携村民“共同富裕”。这一年，滕彩荣经人介绍入赘到三元村一组的杨景兰家，而杨家8口人的7亩多田地被征用后总共拿到的补偿款不足3万元。
1997年，高尔夫度假中心开业后，很快吸引了众多名流商贾。但村民们发现，封闭经营的高尔夫度假中心不需要也不允许他们“到门口去卖葵花籽”，这让村民们曾经期望借助高尔夫经营餐饮、住宿等旅游项目的愿望落了空。于是，进入高尔夫度假中心工作成了不少村民的选择。但这个为富人提供一流服务的豪华场所，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满意的薪酬。滕彩荣的妻子杨景兰最初进入高尔夫度假中心时从事草坪养护工作，一个月能拿到的工资只有250元。现在，在物业部工作的她每个月名义上的工资也只有550元，这是修文县的最低工资标准。村里一些年过七旬的老人，只得以打零工维生。
圈地无妨，捡球有罪？
起初，对高尔夫毫无概念的村民，并没意识到那些被客人丢弃在水塘草丛里的白色小球可捡来换钱。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来打球的客人“点拨”村民：可以找回那些打丢的球，再以便宜的价格转卖给来打球的客人。“每天顺便捡两三个，就挣包烟钱，一个月下来能有个一两百元。”有村民回忆。有的村民甚至以此为业，做起了二手球生意——专门从捡球者手里收购二手球再集中转卖。老实巴交的滕彩荣从2007年开始，利用在高尔夫度假中心打零工的机会捡高尔夫球。但他舍不得轻易卖掉，而是像存钱一样，将每次捡回的球都放进家里的一只蛇皮袋存起来，“等缺钱的时候再卖”。
约在2001年后，接到高尔夫度假中心的报警电话后，三元派出所便出动警力对捡球卖球的村民实施没收、罚款甚至拘留。在三元村，有多位村民因捡球卖球被警方抓过。
事实上，表面运作成功的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尽管有800多名会员，但和全国大多数高尔夫球场一样，其球场运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他们扭亏为赢的做法，和全国众多高尔夫球场的投资者一样，是借助高尔夫进行高端房地产开发。据了解，2002年至今，贵阳高尔夫度假中心共开发了3期高尔夫别墅项目，已建了100多套别墅。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不断追涨的浪潮下，其售价从最初的每平方米6000多元，一路飙升至目前的每平方米1万多元。这些有独立产权的别墅，数百万元一套，极为抢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众多三元村村民仍住在10年前的旧房里。
在忐忑不安中等待判决
悬殊的贫富反差以及现实利益的严重失衡，在三元村村民心里形成了强烈的心理落差。一些村民遂以犯罪的极端方式来“寻求释放和平衡”。据警方掌握的案情，从2006年开始，三元村一些村民就伙同个别在高尔夫度假中心工作的村民，对高尔夫度假中心在建的别墅项目进行了多次盗窃。
对滕彩荣案，曾任三元派出所所长的刘诚说，之所以拘捕滕彩荣，“就是很单纯地认为这是个刑事行为，因为价值大了。”当时警方在滕彩荣家里发现了他存放的699个高尔夫球，鉴定出来的价值是7982元。加上滕彩荣向警方交待的已卖出的高尔夫球，滕彩荣的“涉案金额”达到了15513元。结果，“自愿认罪”的滕彩荣被修文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滕彩荣还没有走出看守所，修文县检察院就对一审判决提起了抗诉。修文县检察院认为，“滕彩荣盗窃的时间跨度长，且多次盗窃，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极大”，修文县法院的判决“属量刑畸轻”。案件随后被贵州市中院以“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2009年12月20日，法院改判滕彩荣无罪，另两名涉案村民龚连平、段友贵也被宣告无罪。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修文县检察院再次提起抗诉，仍要求法院作有罪判决。目前，该案已在贵阳市中院二审，仍未宣判。取保回家的滕彩荣等人仍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结果，但身体与精神都已留下严重创伤。
（摘自《南方周末》冉金/文 2010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