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叫杨登瀛，原姓鲍，名叫鲍君甫，一直到他担任中统驻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以后才化名叫杨登瀛。
上海滩上兜得转的人物
　　杨登瀛是广东人，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读完了中学，又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听过日本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讲课，并受到很大的影响。回国后即参加了“五四”运动，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是国民党内的左派。杨登瀛在上海日本人办的洋行里做事，他年轻博学、风流倜傥，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交际很广。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杨登瀛有一个老乡叫杨剑虹，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但思想却十分反动。杨登瀛虽然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但广东人特别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加上当时两个人都是单身汉，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1928年初，共产党人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起义失败，逃到了上海，一时没有地方落脚，突然想到了杨登瀛。陈养山曾在1926年跟杨登瀛学习日文。这一回杨登瀛非常热情地收留了他。没有多久，陈养山便同共产党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但依然住在杨登瀛家。
与陈赓见面成“双重间谍”
　　1928年春天，中统的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杨剑红被任命为驻上海的特派员。他需要帮手，便想到了杨登瀛，有意安排他为自己的副手。杨登瀛知道后左思右想，最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养山，想通过陈养山征求一下共产党的意见。
　　陈养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是共产党内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觉得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陈赓见了面。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那番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
周恩来最后保护了他
　　1931年初，化名李士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在自己的寓所被捕，同时被公共租界巡捕搜去了一箱文件，其中有不少机密文件，党组织知道后，动用一切关系设法营救，首先要将这些文件拿出来。此刻，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正在为这一箱文件犯愁:他不识中文，又不便将这些文件拿给外人看，于是又想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将共产党的“文件专家”刘鼎介绍给兰普逊，刘鼎精通英文，他拿起一叠叠文件用流利的英文对兰普逊说:“这不过是一个学者的手稿。”兰普逊大失所望，刘鼎趁机将最机密的几页纸偷偷藏进自己的口袋，又拿了一叠“手稿”说是带回家去鉴定，第二天又把这叠文件换下将另一叠稿子带了去。接着，我党又将关向应保了出来。
　　解放初期，杨登瀛在南京摆个小烟摊为生，生活十分困难，“镇反”时他被抓了起来，险些死去。这件事让陈赓知道了，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杨登瀛被放了出来。1970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周恩来已进入弥留之际。但他对身边的人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摘自深圳新闻网 2010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