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中央解决粮荒内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6亿人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150亿斤的目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
1961年11月10日，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邓小平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无一点回旋余地；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
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订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
七千人大会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都要讲清楚。这样，这个大会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
当时，邓小平的第一反应就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丢下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那个年代，会议用餐就成了大问题。据当时参与接待、负责生活的一位同志回忆：吃饭是十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了近1/3，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全民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对此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外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1963年底粮食形势出现根本好转
七千人大会对于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有着好的促进作用。大会还在粮食问题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
刘少奇、周恩来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的措施和办法。周恩来提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还就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到会的各级干部算了细账、交了实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和中央的困难，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从而使他提出的调整措施后来能顺利落实。到1963年底，粮食形势就出现根本好转。
（摘自《党史博览》 唐正芒/文 2009年11月22日）
150亿斤的目标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
1961年11月10日，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邓小平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无一点回旋余地；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
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订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
七千人大会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都要讲清楚。这样，这个大会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
当时，邓小平的第一反应就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丢下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那个年代，会议用餐就成了大问题。据当时参与接待、负责生活的一位同志回忆：吃饭是十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使大家的气更顺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后，会议进入“出气会”阶段，各省大致都是在春节前听取意见，即由地委、县委书记们“出气”，春节后检讨。而检讨的集中点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在各省委作自我批评时，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也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
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了近1/3，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全民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负有重要责任，他们对此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外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
1963年底粮食形势出现根本好转
七千人大会对于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有着好的促进作用。大会还在粮食问题上直接取得了一些成果。
刘少奇、周恩来在会议讲话中充分论述了粮食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讨解决的措施和办法。周恩来提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还就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到会的各级干部算了细账、交了实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和中央的困难，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从而使他提出的调整措施后来能顺利落实。到1963年底，粮食形势就出现根本好转。
（摘自《党史博览》 唐正芒/文 2009年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