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广东中山古镇造船厂的苏德标被派往木材产地肇庆封开原始森林。那是一片在北回归线上的亚热带常绿阔叶季雨林，面积达4000多公顷。在那里，18岁的苏德标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一下子就被迷住了。”
　　不久，船厂倒闭了，苏德标开始骑着自行车收废品，但是对封开森林的眷恋却始终未减。“我把那里当成了精神家园，”他说，“在嘈杂的世界，只有那里是宁静的。”
　　多年来，苏德标经常到森林里去，一呆月余。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93年，他所迷恋的森林被砍伐殆尽。
　　1993年，苏德标开始用自己挣来的钱租地种树。十多年来，为了一片位于广东江门的70亩榕树林，以及台山和江门300亩树木，他前后花费近160万元，甚至抵押了自己的房子。
　　最初，苏德标在自家附近租了7亩地，种上没有经济价值的榕树。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大规模征地扩路，很多不值钱的乡土树被随意丢弃在路边，苏德标把它们抢救回来，种在自己的地里。在他的呵护下，树越长越大，需要的空间也越来越多。他不得不骑着单车，走遍周边地区，寻找地处偏远、农民不愿耕种的土地。2000年，他在江门租了30亩地，后来又花钱扩了40亩，但是他收养的榕树也在增加，看着树与树的空间日益拥挤，苏德标只好一次又一次地逼自己租地。他在台山拿下一块250亩的农地后，他的收入已经无法再维系林地的支出。去年，他只好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才交上地租。
　　有人劝苏德标把树卖掉，可他舍不得。他给有关部门写信，甚至登门拜访，希望免费把树送出去，栽种到需要的地方，可这样的信写了一封又一封，都像丢进山谷里的石子，杳无回音。
　　朋友告诉苏德标，很多部门听说送，反而不愿意接受。他们想买高档的景观树，这样才会有收益可图。苏德标不明白这些所谓的“潜规则”，他只是朴素地觉得，这些榕树就像自己的女儿，嫁出去了还和她们有联系，卖了就等于彻底抛弃。“我希望把树送出去，”苏德标说，“这样愿意收留的人就不会因为不想要而随意扔掉它。”
　　“广东有那么多的江河，那么多的村落，在我小的时候都种着榕树，”苏德标说，“榕树是本地的乡土树，种在这些地方再适合不过。”
　　“可是因为形象工程的需要，现在很多江边都种着那些更值钱的观赏树，”苏德标说，“有些根本就不适合广东的气候，只是不自然地活着，失去了生态本来的意义和价值。”
　　苏德标面对的困难，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这些年来，每当人家不再把地租给他了，他就得把树一棵棵搬走。每折腾一次，都要雇大批工人和车队。他心疼那些树遭受的奔波之苦，“我甚至希望它们是人，”苏德标说，“这样我可以把我的抱歉告诉它们。”
　　有人问苏德标，为什么自己搭钱种树。“现在的污染太厉害了，”他会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出这个事实。苏德标说，工业发展使古镇的经济大大提升，然而人们却不敢再喝西江引来的自来水，因为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晚上睡觉也不得不把窗子关上，因为电镀厂黄色的废气会伴随着珠三角潮湿的暖风飘来。苏德标执拗地认为，如果连喝水、呼吸都不能自由了，其他一切又有什么用？
　　2005年春节后，苏德标只身来到广州，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做了一名志愿者，还与几位同道好友成立了非营利组织“沃土工坊”。“我常常在想，城市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苏德标说，“我们不计成本，拼命赚钱，再把赚来的钱用来吃药治病，这和在笼子里徒然打转的小白鼠有什么不同？”苏德标相信，随着经济越来越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样的生活。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2期 刘子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