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沉溺于纸醉金迷中。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想出了创作歌曲来挽救时局的办法。他们找来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反复吟唱，从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但或许是给自己定的要求太高了，稿子写了一稿又一稿，但总是感到不满意。正当两人为此感到苦恼时，刚成立不久的上海电通（电影）公司经理孙师毅找到了田汉，要他为公司创作一部电影本子。
　　在田汉刚完成故事梗概和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聂耳主动要求为主题歌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春天，“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由郭沫若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要奏唱本国国歌。中国代表团决定用《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民间“国歌”首次响起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
　　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并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国歌初选委员会”对应征歌曲一一研究，但都觉得没有一首适合做新中国国歌。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许多委员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因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周恩来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接着周恩来的话说：“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是，我们还要居安思危。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成。”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党史纵览》袁成亮/文2008年11月14日）